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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年会,毕友分享

评论

   【编者按】:2013年11月18日至20日,“《财经》年会2014:预测与战略”在北京举行,国内外政商学界精英,共同求解未来中国与世界公平发展、可持续繁荣之道。毕友在现场收集整理了相关图文,在此精选其中的部分观点,与读者共同分享。

毕友组团出席《财经》2014年会暨中国公益论坛图文报道:http://www.beeui.com/p/1220.html?ref=home

《财经》年会,毕友分享

克林顿(第42任美国总统):21世纪聚焦全民共享经济

   如果我们分裂为不同的派别,就会发生纷争;如果我们合作,各种观点就会彼此加强,使得我们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要实现的不是一个政治的目标,或者经济的目标,而是使我们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使未来有更多的和平,而且为人类历史写下精彩的一笔。

骆家辉(美国驻华大使):渴望中国改革更多细节,中美应避免抗争陷阱

   中国几十年来惊人的发展和现代化,是受益于邓小平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所进行的改革和开放。上周三中全会,中国领导人重申致力于进一步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更可持续,让市场力量发挥更大作用,其中包括国有企业改革,利率改革,放松只生一个孩子政策,还有农村土地改革等等。我们非常急切等待能听到更多细节,以及如何执行这些改革。

   中美两国两国正在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避免进入一个新兴强国和历史强国之间抗争的历史性陷阱。需要给两国人民带来一些真正的实惠和具体的成果,比如在面临国际安全和和平挑战的时候需要两国进行合作。

肖钢(证监会主席):注册制不代表垃圾股横行,证券法需大改

   注册制并不代表垃圾股将会横行,证监会也不会放松监管,将会用市场和法治手段来监管打个比方说。投资者就像是大拇指,食指就像是券商,媒体就像是中指,无名指是上市公司,证监会是小拇指。这其中投资者是最重要的,未来证监会将会简政放权,从审批角色转向监管角色,为中小投资者服务。注册制改革需要有配套条件的实施,现行证券法需要大面积修改,同时注册制改革也可以推进其他领域的改革。

梅丽特·杰诺(纳斯达克主席Merit JANOW):中国在美国遭遇投资困难言之过早

   美国跟中国在投资领域正在深化彼此之间的关系。三中全会强调了市场的作用,这会给境内外投资带来进一步的刺激作用,比如服务业、医疗保健、能源领域和环境保护以及气候变化方面。中国在美国投资还非常浅,基础非常低,但增长非常快的,仅仅是在过去的五到六年已经看到了巨大的增量。上海自由贸易区是中国政府的一个颇具建设性的新做法,即设立“禁止”的清单,而不禁止的都可以做。中美关系如果想实现一个跨大西洋的良好贸易和投资伙伴关系,不光是谈关税,要谈深度的一体化与合作。

彭文生(清华五道口金融EMBA业界导师、中金首席经济学家):影子银行大幅扩张致利率上升

   投资者担心最近的利率的上升,尤其是银行间的利率带动长期利率上升,目前来看国内的通胀比较温和,利率上升动力不强。利率上升的一个原因是影子银行的大幅扩张,它需要大量短期的融资进行提前错配。控制影子银行需要通过审慎监管,要控制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房地产泡沫,其实从货币政策来看市场利率不能长期平稳在一个很低的水平。中国目前的利率周期和美国相反,要控制金融风险利率必须要高一点。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过长是妥协结果

   全球化的趋势无法阻挡,中国下一步将会更加开放,上海自贸区就是中国开放决心的一个证明。有人批评说上海率先开出的负面清单太长,这是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方面最容易接受的清单。今后无论是中美在BIT的谈判上,还是中国新一轮的开放上,我们都将努力的做负面清单的减法,不断的减我们就不断的开放,也就是我们三中全会讲的全面深化改革,也就是说我们的市场经济,我们的开放型经济将得到更快的发展。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三中全会扭转反改革趋势,强调市场决定性作用

   三中全会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改革总体设计和路线图。他认为,其中在经济改革有两句话是最重要的:第一句话,紧紧围绕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另外一句话,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三中全会扭转了政府驾驭市场的趋势,把市场提到了一个很高的地位,就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表明了党中央对于这个问题明确的、坚定的态度。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集体土地流转是35年以来重大突破

   三中全会核心的一句话是市场起配置资源的作用,从此界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市场在经济活动中发挥更基础、更重要、更决定的作用,政府先退出市场在其他领域发挥重要的作用。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开放市场体系,不仅仅是商品经济,不仅仅在产品层面上,而应该在要素市场和其他市场中间。最核心是土地问题第一次被提出来,集体土地的流转,包括农村宅基地所有权保护以及转让,这是35年以来重大突破。

李扬(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金融改革四大亮点 首提对内对外开放

   本次三中全会提到四个金融亮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个,提出了市场缺失:利率市场化和收益率曲线。第二个,是危机处置机制:一是存款保险(放心保)制度,二是市场化市场退出机制。第三个,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一是股票发行注册,二是多渠道推动股权融资,三是发展规范化债券市场,四是加强支付、精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五是首次提出建立普惠金融。第三个,对外开放,包括三点:一是资本市场双向开放;二是资本与金融项下可兑换的程度;三是人民币项下可兑换。第四个,强调监管标准和监管协调。

白春礼(中国科学院院长):科技创新10-15年内实现质的飞跃

   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主要动力靠的是改革开放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处于重要的转型时期,十八届三中全会适时进行全面深化改革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也再一次强调要把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充分激发出来。这是站在更高发展起点上的改革,是面向未来的改革,是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走内涵式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而我国科技创新已经开始从量的扩增向质的提升转变,再有10—15年时间,一定能实现质的飞跃。

关于对外投资:

高西庆(中国投资公司副董事长):西方国家对中国投资玩变脸

   中投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走出去的过程中很多西方国家对中国有极大的警惕,认为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海外就是跟他们抢东西,抢技术。金融危机以后很快又说很欢迎我们,你们的钱赶紧来吧。到了最近两年,他们对于中国的主权财富基金出去投资,又有很强烈警惕,我们认为是政治上的原因。经验和体制上的问题都可以克服,但是利益问题只有靠大家逐渐达成利益共赢机制。

李若谷(中国进出口银行董事长、行长):中国企业走出去要先钻进去再爬出来

   中国企业走出去时的弱点是对国外市场的了解非常有限,而国际上的许多惯例和规则也未必合理,因而建议中国企业先熟悉规则,再立足改造规则。西方社会在遇到制度问题时必须要寻求突破,要像中国一样,要有壮士断腕的精神来改造自己的制度。

梁信军(复星集团副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中国将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消费

   中国的增长动力最大变化在于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中国未来五到八年将拥有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他们消费能力超越普通的西方中产阶级。所有跟中产阶级生活方式有关的产业,未来5-8年中国市场都会占到全世界22%甚至是35%,跟中产阶级有关的所有领先公司都值得投资。

张红力(中国工商银行副行长):中企走出去在金融领域存五项挑战

   中国企业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在金融服务方面主要有五项挑战:一是普遍遇到金融瓶颈,在境外银行没有信用记录。二是跨境资本运作制约较多,商业银行外汇资金来源不足,造成企业综合成本偏高,在国际投标当中缺乏竞争力。三是金融服务的国际化程度还不够高,部分发达国家以监管能力不足、市场空间有限为由设置障碍限制中国商业银行深度参与金融市场。四是我们的金融服务手段还相对比较单一,创新的能力有待加强。五是金融机构支持走出去时风险识别有待提高,限制和约束了金融机构这方面跟进。

关于房地产:

任志强(华远地产董事长):小产权房合法化犹如犯罪合法化

   城乡土地一体化想实现就先修改土地法,前面有两个限制性条件,第一个符合规划,第二严格控制用途。小产权房不能买,三中全会没说小产权房可行,允许小产权房合法化犹如允许其他犯罪也合法化,想都别想。小产权房的最大问题不是产权问题,而是安全问题,如果没有经过质监站,没有经过消费验收,出了事谁负责任?

毛大庆(万科集团执行副总裁):绝大多数农村宅基地不可能变为财富

   《决定》中涉及土地流转等政策。但政策落实在农民头上,还有诸多落地的不确定性。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村宅基地不可能变现,无法给农民带来财富。10年之内住宅房地产的需求我认为会达到一个基本平衡,而人口的问题跟房子需求量有直接的关系,即便今天放开二胎,如果生育率不能调到1.5以上,二胎的问题对我们谈的这些问题微乎其微。

秦虹(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三中全会对房地产影响需看法律如何调整

   三中全会对房地产业影响是什么,还要看下一步的法律是怎么调整的,涉不涉及到征地制度的改革,涉不涉及房地产招牌挂的东西。如果不涉及影响就不大,如果涉及影响就比较大,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做出判断。至于户籍制度改革,和房地产相关的可能更多的是保障房。

蔡洪平(德意志银行亚太区投资银行执行主席):市场起决定作用隐含对过去房产调控的批判

   十分看好三中全会的决定,因为它提到市场配制资源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隐含着对过去10年房地产调控的批判。此外,房地产税和土地流转给所有准备买房子的人以希望,但切实做到并不容易。

黄小虎(中国土地学会副理事长):改革开放30年政府在建设领域干预过大

   改革开放30年总的趋势就是政府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到目前来看直接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里政府的干预已经大大的减少,但是在建设领域里的直接干预还是比较大。三中全会强调市场配置资源就是明确提出来政府要大幅度减少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首先要从城市的建设领域退出直接投资直接经营。

关于地方债: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中国地方债约15-20万亿,如遇危机中央应买单

   地方政府债务主要来自于:一是银行,银监会官方统计是9.3万亿-9.7万亿;二是过去信托对地方政府的借贷;三是发改委投资。三块加一起到今年大概15万亿左右。另外还有一块是以公司名义投资,BT等等模式地方政府在后面到底承担多少责任是说不清楚的。这块市场规模猜测约有5、6亿,如果把这块加上去,地方债估计有20万亿。如果地方政府出现危机,最靠谱的就是由政府直接买单,一是资产管理公司的模式,第二是出售国有资产,中央财政必须负起责任。

屈宏斌(汇丰银行亚洲区董事总经理):基建投资中不要对社会资本抱太大幻想

   中国不是联邦制国家,地方政府绝对不能破产,也不可能破产,但是不是说地方政府设立的公司不能破产。不该过多纠结于现有的债务如何去处置,而是要得到教训,不要对基本的城市建设中引入社会资本并起到主导作用抱着太大的幻想。因为基建的投资是一个典型的市场失灵情况,现金流的回报和社会的回报差别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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