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网创始人、北京师范大学MBA客座教授?林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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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泽先生谈及了中国近现代路径的两个最重要问题：一是现在的成因，一是未来的方向；成因是来自历史的问题，方向是来自哲学的答案。
从20世纪四种互相竞争的制度历史，朱厚泽推论中国近现代的路径成因——“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新中国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左倾。” 我将要议论的重点是“未来的方向”，即中国的未来路径是什么？总体看，朱厚泽的结论是“面向现代性的普适道路”。有几个关键词：进步与现代性。
现代性，是近现代的一种“新”观念、“进步观”，产生于法国启蒙运动时期，核心是理性主义、工业文明和普适价值。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其思想核心其实是乐观的人道主义。马克思就非常乐观地相信人类具有“改造自我”和“改造社会”的无限的“进步”可能。
进步，认为人类从过去进步而来，现在仍在进步，而且还会向未来无限延伸。换成中国词汇就是“新”或“维新”。《礼记·大学》记载：“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尚书·康诰》曰：作新民。《诗经·大雅·文王》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毛泽东对“新”的偏爱人所共知，如新华社、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等。这来自于两个人影响，先是严复：“鼓民主，开民智，新民德”；后是梁启超：“新者，即革新也。所谓新民思想，就是要革新人的思想。有了新的思想，才有可能培养出有自由、有个性、具备独立的人格、有权利、守义务的新国民。”
普适价值和“五个一般”。普适价值特指数量有限的，不论国家、宗教、民族，所有人都认同的观念集合。一般内容有：安全、进步、快乐、自由、法制、公正、人权、民主、结社自由等等。普适价值总是存在的。比如当代著名政治学家罗尔斯《正义论》为人所熟知的两个“正义原则”：第一原则要求所有人都应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原则是要求所有人都应有公正的机会平等，并只允许那些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差别存在，后者即著名的“差别原则”。
朱厚泽通过 “五个一般”体现了普适价值的未来路径方向，因为“一般”就是“普适”。包括：现代市场经济一般；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公民社会一般；现代科技一般；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五个一般”更详细的内容朱先生文章中有精到的阐述，不展开了。
中国近现代路径思考
文/朱厚泽
跨越文明的峡谷，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艰难的历史机遇。中国近现代的路径选择，就是指在脱离中世纪，走向近现代的重要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艰难曲折中，实际做出的关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发展的总体组织制度和发展路向的选择。
如何观察分析当今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现象及其来龙去脉、发展趋向？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国际经济和政治的潮流出现大变动的背景下，我们形成了如下一个宏观的分析框架，大体的表述如下：
在三大潮流（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的冲击下，三种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并存，两大社会文明转型（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从工业文明向智能文明转型），以及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在时空两个方面，被压缩、叠加到一起，从而形成当今中国极其独特的经济、社会、文化景观，提出了中国在新世纪发展中一系列深层次、高难度的问题。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潮流冲击、三种经济形态并存、两大文明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本土原因与国际背景
中国路径的选择，是我们民族历史发展的结果。长期的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的专制国家、政权机构，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政策，盐铁专卖等传统的官家垄断，君臣父子、三从四德等一整套意识形态，这些本土条件使得我们在接受人类进步和近代事物变迁时非常困难。
国际背景方面，整个二十世纪以“二战”为标志，明显地划分为前后两个不同的时期。前半期，充满矛盾、冲突、危机、革命和战争，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人类牺牲之惨烈，文明破坏之惨重，史无前例。后半期，经济起伏波澜不断，但全球性的持续经济危机没有发生；局部危机和局部战争断断续续，但全球冲突终于没有形成；冷战对峙长期存在，有时达到热战边缘，但终究没有发生大战。到世纪之交，全球经济危机引发大规模冲突、革命和世界性战争的条件不存在，冷战的终结导致和平和发展成为国际关系和人类社会生活的主体，新的科学技术革命推动着产业革命的进程，促进着社会结构的转型，推动着人类文明从工商文明向新的智能文明转变。
面对二十世纪前期的那场大灾难和危机，人类在应对上出现了四种主要的思潮和制度的选择。第一个，以列宁为代表的共产主义思潮及其后继的斯大林主义制度。这是在一个资本主义不发达，仍以农民为主体，具有强烈专制主义传统的东方大国中，借助西欧十九世纪传播开来的马克思主义为思想资料，在以俄罗斯革命知识分子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工党激进派的领导下产生的。
第二个，以欧洲各国社会党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潮及其制度。二十世纪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渊源于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一思潮的继承和延续。它兴起于一战后，发展成世界性的思潮和运动，二战以后，它们在一大批国家掌握政权。在一段时间里，全世界约二十几个国家是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者与其他党派联合执政。它的纲领是政治、经济、社会、国际四大民主。混合经济、福利社会、人民运动是这个模式的主要内容。和平、民主、改良、渐进、福利、公正、稳定、文明是它社会的显著特点。
第三个，以希特勒为代表的德国纳粹党的法西斯主义思潮和它实行的法西斯制度。法西斯主义不是个人的罪孽，它是对二十世纪前期全球性的矛盾、冲突、危机、混乱，在一个发动战争失败而陷入灾难，伺机报复的民族中，极欲摆脱困境、寻求出路的极端国家主义和极端种族主义的制度选择和反动回应。
第四个，以罗斯福新政为代表，对传统的资本主义进行改革的思潮。这一改革缓解了社会中尖锐的矛盾，从失落的深渊中挽救了工业制度，并把市场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制度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高度。这场改革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发出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导致国民经济的结构性变革和传统社会的结构性变迁，导致高新技术产业的兴起和社会劳动方式、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个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逐渐成长起来，成为社会文明、富裕、稳定的基础。在经济社会改革的同时，还敏锐地抓住了显露出的国土生态危机，表现出人类的远见。
这四大思潮、四种制度选择是怎么产生的呢？在经历了十九世纪工业的繁荣增长之后，在二十世纪前半期，工业革命所形成的传统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许多矛盾都爆发出来了（两次世界大战加上三十年代的大危机，就是这种矛盾的集中爆发和反映）。面对这样的矛盾，人们不会容忍在自己构建的文明面前衰败下去，总要寻求出路。这四种制度或思潮，就是人类寻找出路的最具代表性的四种。
在这种状况下，整个世界都向左倾，并且影响了中国的民族选择。我们本来看到船坚炮利就要学西方，却用国有制来搞，满清政府搞洋务搞不下去，梁启超、康有为就提出要制度改革，也没有闹成。后来孙中山领导了一场暴力革命，把它推翻了。可是推翻了以后也不能解决问题，包括五四运动——要从思想上清理我们这个传统里腐朽的东西。大家都搞不清楚为什么以德先生、赛先生为旗帜的五四启蒙运动，最后会走到新中国的建立和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建立？为什么从寻求民主自由、平等、宪法宪政的门进来，却从窗户里跳出去——最后走到文化大革命那边去了？原因就在于整个二十世纪前半期的全球性的左倾。
中国路径选择的逻辑展开
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四大思潮的较量、兴衰、演变，回过头来观察人类的足迹，我们可以得到“五个一般”。第一个是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市场经济制度经历了危机，经历了人们抛弃它、选择了一个和它对立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了计划经济在全球许多国家的实验、较量，最后再放弃，再回到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百年来进行了这么一场大较量，较量的结果叫做市场经济一般。
第二个是民主法治国家一般。在二十世纪，世界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四大思潮反复的较量。民主法治的国家制度不是没有缺陷的制度，但是比较各种制度，它比较有弹性，抗冲击，易于进行更新、发展和完善。高度集权、高度刚性的集权制度有它的好处，但是从长期看靠不住。我们经常说，我们这个制度的优越性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 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它同时也可以集中力量办错事，还可以集中力量办坏事。而这些错事、坏事谁也纠正不了。
第三个是公民社会一般。二十世纪高度集权的国家，想用人类理性设计的计划经济制度（实际上是行政命令经济制度）来替代原有的制度，反映到社会问题上，就是国家吃掉社会。作为人群聚集的社会，如果没有自身公民社会的发育，要支撑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和文化持续的繁荣创新，要使整个国家机器能够比较稳定，都办不到。我们在二十世纪犯了一个大错误——国家垄断全部资源。一定要划分公的领域和私的领域，划分社会的领域和个人、家庭的领域，对于社会公共领域的问题，要用各种公共组织或设施去解决，对个人、私人的事情不要随便干预，使社会本身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四个是现代科学技术一般，或者叫现代科学技术创新和持续发展一般。我们已经进到这样一个时代，要依靠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要在人跟自然的关系上求得一个和谐的结果。
第五个一般是以人为本，多元开发，和谐共容这么一种当代的人文精神。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忽视人文精神的教育，只把知识当作一种功利来学，培养了一批手艺匠人，而且知识面非常窄，这是非常危险的。人最根本的就是人的思维，发展就是自由。
回顾这二十多年，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它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呢？简单一句话就叫：解除市场禁锢。禁锢一解除，各种经济力量，国家的、部门的、地方的、民间的，国内的、国际的，一般传统的、比较现代的都得到发育、发展，成长起来，活跃起来，在市场竞争中各显其能，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竞争。
借鉴我们二十多年生产力发展、经济发展的经验，反思五十多年思想僵滞、文化凋零的教训，要想解决我国的文化问题，以求思想活跃，文化繁荣，学术发展，实际上就是一句话：解除思想文化禁锢。解除思想文化禁锢，实现宪法早已规定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它不就发展起来了吗？社会经济方面也是一样。“绝大多数人”是谁？在哪里？它具有什么样的利益和要求？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使我国的社会流动恢复，结构单一的状况不复存在。
社会分化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分工、分野、分层、分化，已经十分清晰，面对这样深刻的社会结构性的变革，采取什么方针呢？即不能回避、掩盖，也不要紧张、害怕，理智地面对现实。既然选择了建设市场经济体制这个目标，市场必然带来社会群体的分化，就要承认各个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利益追求，允许反映不同利益的经济、社会、政治主张得到正常、合法、公开的表达，允许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民间组织、代表机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得到正常发育，合法存在，公开活动。闷起来绝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首先要让利益追求得到表达，然后组织各个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谈判，用制订契约、协议、合同、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建立不同群体之间当时、当地可以接受的折中利益，使得我们能够在当时、当地都能够接受的条件下保持社会和谐。我们这个民族、我们这个国家不同群体之间既有利益的矛盾，又有利益的共同性，把蛋糕做大然后大家才能切分得多，保持社会的安定对所有的群体都有利，大家都注意行为的规范才不会撞车。政府就是要组织协商、对话、谈判，要走这个路，不然这个问题解决不了。
节选自朱厚泽在《创建中国新文化论坛》的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