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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 推荐《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评论
(杨早 学者,《野史记》、《民国了》作者)
 
推荐语:
 
  近代史上,袁世凯一直是一个谜。
 
  不管后世的人以多少骂名强加诸其身,不可否认的是,自清廷逊位南北统一,到次年宋教仁被刺,他是中国大多数人的希望所寄。孙中山、黄兴、黎元洪都曾公开发言支持他,民间思想者如章太炎、李大钊也热切地盼望袁世凯能带来一个不一样的民国。
 
  如果说民元之后袁世凯的每一次表态都是惺惺作态,大言欺人,恐怕也不是事实。旧邦新命,咸与维新,一个亘古未有的体制摆在面前,人人都会对自己的前途、国家的前景生出茫然的感觉,袁世凯也不可能自外于世。
 
  诚如张宏杰所说,袁世凯对于秩序有着异乎寻常的热爱,同时他也是一个娴于权术、世故圆滑的政客。同盟会员对袁世凯从来提防有加,为此不惜在孙中山辞职前夕将政体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
 
  袁世凯肯定不会信从这一点,不仅仅是他需要权力,还因为他深知整个中国社会的危机:久经战乱的积弱中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稳定的政府,列强也愿意跟一个有力量控制全国的当局打交道。这些任务,不是一个各党派妥协出来的内阁总理能够担负的。
 
  袁世凯逼走了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以黎元洪电报为名诛杀了革命元勋张振武,这两件事引发了民国肇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危机。但袁世凯不会将这些事放在心上,在混沌政局中,这些举措不过是权宜之计。
 
  “二次革命”的发起与失败,让袁世凯的权力失去了制约,中央集权成为不二的选择。是的,一切权力都需要制约,即使只是名义上的制约。袁世凯不喜欢那个由南京直接送来的参议院,但并不排斥一个重新民选的国会,它将是他的统治合法性之源。即使后来意图称帝,他也是如此重视舆论认可与民主形式。他不是天子,他只能是一个人民拥戴、列强认可的洪宪皇帝。
 
  时势会造英雄,时势也会灭奸雄。如果清亡之后,袁世凯的对手在政治上成熟一些,妥协一些,再加之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制衡,袁世凯能不能避开复辟的险路,成为帮助中国渡过帝制—共和转换期的领袖?历史不容假设,但总是让人忍不住这样想。
 
  政治是妥协的艺术。各利益集团的妥协与博弈构成政治的相互制衡。这个道理,可责古人,也未尝不能警示今贤。
 
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文/张宏杰
 
  一、1913年10月,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他(袁世凯)身材矮胖,但脸部表情丰富,举止敏捷。粗脖子,圆脑袋,看来精力非常充沛。他的两只眼睛长得优雅而明亮,敏锐而灵活,经常带有机警的神情。他锐利地盯着来访的客人,但不显露敌意,而老是那样充满着强烈的兴趣。他的两只眼睛显示他多么敏捷地领悟谈话的趋向。
 
  在满清时代,袁世凯无疑是“新派人物”。他早年从事外交,对世界大势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对西方的羡慕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正如陈志让所说:“袁世凯像大多数并不憎恨西方的中国人一样,他总是美化西方。例如,他曾说过‘西洋无一平民不通军事,反过来说,每一士兵都曾受过教育。’”比起前辈曾国藩李鸿章或者张之洞,他已经突破了“体”、“用”的藩篱,放弃了维护中国文明传承的道义感。他的目的只是使中国富强,至于用什么手段并不理会:要知道,他是以一个不择手段的政客的形象被载入历史的。
 
  证明他是“进步派”、“改革家”的证据不胜枚举。他痛恨科举,一生都致力于兴办现代教育。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大力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直隶的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发展在全国独树一帜。他在天津修建公园和引进电车电灯,推行西洋字母,进行市政选举,一时引起全世界的注目。他的地位、能力和政见,使他水到渠成地掌握了满清朝政大权。
 
  1908年,《纽约时报》在报导中说,袁是“清国当代最重要的人物”,是“改革派人物中的第一人”。1911年,不论革命派还是保守派都认为袁世凯是有能力领导中国的唯一一人。甚至直到1913年10月,在他谋杀了宋教仁和粉碎了“二次革命”之后,全国的主要政治力量还都对袁世凯表示支持,仍然寄希望于这个铁腕人物带领中国走出革命阵痛,走向独立富强。
 
  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假设, 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一个卓越的政治家被永载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三年。正是在这三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二、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天津进行的市政选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政治选举。这次选举是袁世凯进行的地方自治试验的一部分。
 
  作为中国政治democracy的发轫之作,天津的市政选举进行得困难重重。选民们不知道这个新鲜事物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他们报着一贯的远离政治的信条,对袁世凯的努力袖手旁观。袁世凯派出一批人到日本学习了四个月的选举办法,回来担任宣讲员,到各个城市乡村讲解选举给大家带来的好处。他创办“法政官话报”,利用报纸连篇累牍进行宣传。他把自治利益“编成白话,张贴广告,以期家喻户晓”。费尽心血之后,13567名合格选民,也只有1300人进行了登记。袁世凯深刻体会到了一种西方制度在中国生根的困难。通过使用强制命令和发放奖金的胡罗卜加大政策(指运用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以诱发人们所要求的行为),最后他勉强动员了8753人进行了投票,选举出由三十名绅士组成的天津县地方议会。在选举后不久,他离开了天津,这个自治组织徒具其名,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袁世凯自己承认:“三年自治,收效甚微。”
 
  可以说,地方自治这只猛兽当初正是袁世凯亲手从笼自己里放出来的。这一经历让他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国民素质的低下,人民的冷漠让他焦急也让他失望。他恨不得能在这只猛兽身上狠狠抽上一鞭,让它迅跑起来,早一日把中国带出黑暗。
 
  三、然而,当democracy和宪法真的降临到这片土地上时,袁世凯的反应却是惊慌失措。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不可避免地陷入混乱当中,政治结构的突变使国家行政效率暂时下降,自我防御能力受到削弱。然而,在这种混乱中有着一种朝气蓬勃的气息。
 
  《剑桥中华民国史》描述民国初年的情况说:“党的组建和竞争是一个以自由主义的热情和社会日趋解放的趋势为特征的时代的组成部分。例如,对官僚的敬畏显著地减少了。一个规模不大,但十分活跃而自信的妇女运动受到全国的注视。这个运动主张妇女有选举权、妇女普遍受教育,主张改革婚姻习俗。报纸的数量激增,人们热烈讨论国家大事。在城市,新发型和新款式服装流行。”
 
  然而,袁世凯只看到了混乱,没有看到活力。他看到了前清政令统一的局面破碎了,各省各自为政,不听中央指挥,他这个临时大总统甚至不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外任命一个县长。他看到了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前清的国家机构统统失灵,各种政党蜂起,报纸上和议会里成天是吵闹之声。他看到了军队内部开始成立党派,学生们走上街头,孔子被赶出教课书,甚至妇女们也开始抛头露面。他感到极为不安。
 
  他认为,人民对平等和自由的理解发生了错误:“一般人民以国体既改,国民均属平等,于是乎子抗其父,妻抗其夫,属员抵抗长官,军士抵抗统帅,以抵抗命令为平等,以服从命令为奇辱。而政治遂不能收统一之效。”
 
  而做为一个政府首长,他感觉更无法忍受的是自身的处境。各省纷纷截留税收,使得中央失去了财政来源,让他连政府人员的工资都开不出来,更不用说兴办各种事业了。各省各自为政,行政不能统一,使得他掌握不了国家的外交,在列强的虎视之下,中国将丧失自卫能力。最让他气愤的,是《临时约法》对他的过分约束,加之议会效率低下,使他的行政措施首先在议会就遭搁浅。
 
  一句话,革命后的形势在他眼里不是“好得很”,而是“糟得很”。democracy共和“办早了”“办糟了”。当宋教仁开始进行议会斗争,试图进一步架空他的时候,他决定不再退缩,而是开始反击。他坚信,他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维护中国的利益。他决心在中国恢复秩序,然后再谈其他。
 
  四、人们大多知道袁世凯早年是个浪子,从政时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没有多少人了解军人出身的袁世凯对秩序的热爱。
 
  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中这样回忆:他无论是站着还是坐着,总是挺直了腰的。他在坐下的时候,总是一边由鼻子里发出嗯的一声,一边用手摸着胡子,然后慢慢地就坐。他坐下以后,总是两腿叉开,两只手经常放在膝盖上。……从来没有看到他架“二郎腿”的时候。
 
……
 
  我父亲的起居饮食,一年四季,是有一套刻板规矩的。他每天早上六时起床,六时半吃早点。早点总是吃一大海碗的鸡丝汤面……
 
  十一点半他吃午饭。所吃的菜,不但花样经久不变,而且摆的位置也从不变换。例如,他最爱吃清蒸鸭子,那么,在入冬以后,就每顿必有这个菜,位置一定摆在桌子的中央。又如,肉丝炒韭黄摆在东边,红烧肉摆在西边,那么,只要不换这两个菜,位置就固定在一东一西。
 
……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能连续几年不厌倦地吃同一个菜的人捍卫秩序的决心。作为一个多年的职业军人,袁世凯深信秩序才能带来效率。做为一个长于实践的官员,他最得意的是自己的管理能力。他习惯于把一切都控制在自己的手里,然后像弹钢琴一样分出轻重缓急,有条不紊地一一处理。当他的案头堆积了如山的文件的时候,他感觉自己就像一位音乐大师,有着进行一场精彩演出的不可扼止的冲动。他数十年官僚生涯的最大经验是做事一定要按部就班。
 
  虽然袁以新派著称,喜欢西洋玩艺儿,然而他却娶了九个姨太太,并且偏爱缠足女人。他让女儿们接受新式教育,学习外语、体操、地理,却规定她们在家里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并且为她们包办婚姻。他虽然一生提倡科学,反对迷信,却只信中医,不信西医。他欣赏西洋理性,却迷恋中国经验。

  虽然他推崇西洋政治,事实证明,他对西方政治运作并不真正了解。他羡慕西方政治中的效率和秩序,但是对议会的制约却无法忍受。这种制约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紧张,一种有益的敌对。然而,在袁世凯的经验和逻辑中只有天无二日,只有你死我活。他不能理解混乱和活力、敌对与健康的关系。
 
  五、在退让忍隐同时也是观察了一年多以后,袁世凯认为他已经了解了这些革命党人的底细。他推崇西洋,然而看不起那些穿着西装的革命党人。他们浮躁幼稚,急于求成,除了夸夸其谈和“捣乱”以外,别无本事。他们从西洋生搬硬套来的那一套,在中国社会根本行不通。在中国,必须用中国的方式来做事。
 
  在革命党人面前,袁世凯证明了自己的中国经验远远有效于他们的西洋经验。这位在中国历史积淀最深的河南省出生的政治家,自信比所有人都了解中国政治的奥秘。人们对他的印象第一个是干练,第二个就是世故。而这两个词往往是联在一起的。
 
  在中国社会,这样的人注定前程远大。他也对自己的社会经验极为自信。在他看来,军队和金钱在中国是无坚不摧的。而事实也一再向他证明了这一点。民国二年的形势看起来对他很不利。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眼看着就要把袁逼到墙角的时候,袁却没有在竞选中浪费精力,他在忙于向外国借钱。他不惜代价借得善后大借款,有了金钱做后盾,便谋杀了宋教仁,接着军饷充足的北洋军轻易地镇压了“二次革命”。然后以每人一万元的代价,使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宣布退出国民党。他的中国经验无往不胜。孙中山、宋教仁们那些用选举取得政权的洋派想法在袁世凯的中国手段面前不堪一击。很快,他就从省自治、议会和约法的重重包围中杀了出来,掌握了实权。
 
  梁启超用他那一贯犀利的笔描写袁世凯统治下的政治风气:“袁氏自身原不知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何在,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来,北京政府何尝有所谓政治,惟有此二物之魂影,盘旋熏灼于人心目中而已。”
 
  六、辛亥革命二周年纪念日,53岁的他正式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登上了一生权力与事业的顶峰。这时的他有充分的理由踌躇满志。不只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已在此前表示承认袁世凯政府,也不只是他终于清除掉了国民党在南方各省的势力,更不只是他去掉了大总统前的临时两个字,更重要的,是他镇压“二次革命”,在国内得到了相当大的支持。人们普遍认为,松散的联邦实际上使中国处于衰弱的、无防御的地位。国家需要基本的行政统一,这是除国民党外所有党派的共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蔡锷后来以“反袁”闻名,然而在二次革命中,他却是袁的合作者。
 
  正是由于这种“得道多助”,“二次革命”在几周之内就土崩瓦解,运动的几个领导人不得不流亡国外。1913年的中国对袁的铁腕是报有期望的。而袁世凯也自信他能当得起这种期望。统治中国的人必须了解中国,关于中国如何进行变革,他认为他有更高明的见解。
 
  在他看来,“宪政”代替“皇帝”,就如同军队用“洋操”代替“旧式操法”,目的是增强战斗力而不是纵容“下级抵抗上级,士兵抵抗长官”。“宪政”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摆在中国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如何尽快强大起来。他希望他的宪政能迅速给中国带来效率和团结,能让人民如同军人那样组织起来,听从他的指挥。
 
  他的构想是先要在中国恢复行政力量的强有力控制,然后依靠强大的行政力量,由上而下,“循序渐进”、“按部就班”地开启民智,一步步地推行宪政。一切都必须在控制之下,在计划之中,统筹规划,“权衡轻重缓急,通盘筹划,其骤难兴举者,贵乎循序渐进,不可操切以图”。这样才能不出乱子,才能在稳定中走向富强。
 
  为了恢复国家力量,他开始集权。这对他来说是轻车熟路的。他纵横捭阖,威逼利诱,把各省都换上了听他话的人。他收回了在各省任命官员的权力,把地方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为了更新官僚队伍,他在1914、1915两年组织了公务员考试,选拔县长一级的文职官员。他成立了审判官员的特别法院(平政院),来严惩腐败。他希望通过如上措施,来恢复官僚系统的纪律和力量。
 
  在握稳了实权之后,他向议会、《约法》和地方自治组织开刀了。他废除了《约法》,解散了议会,取消了他从清末以来倡导的自治机构。为了压制社会上不满的声音,他强化了报刊审查制度。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员和情报人员搜索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问,他们的行里被仔细检查。看上去,他在全面背叛辛亥革命甚至是他自己的政治理想,证据确凿地一步步走向“反动”。
 
  袁的本意当然不是把中国变成一个警察国家。宪法程序、法律程序、民权、代议制议会,这些他都要。问题在于,他认为目前的议会、法律、自治方式都是错误的,它们来路不正,走火入魔,被坏人利用,完全变了形走了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他要一律废除,然后按自己的模式加以重建。在袁看来,它们应该是以加强而不是削弱中央政府的权力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的方式付诸实施。”也就是说,必须按中国特色进行实施。
 
  七、1915年前后,袁世凯的集权达到了顶峰。他拥有了相当于皇帝的无限权力,他整顿了官僚秩序,他恢复了中央财政。然而,和他的设想相反,中国不是变得更有力量了,而是更衰弱了。社会是安静下来了,然而却是变得死气沉沉。政府的尊严和政府同普通公民的疏远,都重新出现了。普通公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全部消失,有产阶级在政治高压下危险地沉默。中国看起来比以前更像一盘散沙了。更让袁世凯丢脸的是,在1913年以来所有的外交危机一概以中国的退却而告终。他被迫承认西藏和内蒙的自治权,使得外蒙独立成为事实。而1915年的“二十一条”最终向全国证明,他的集权并没有换来在列强面前的防御力。与之相反,为了集权,他不得不以国家利益为代价。
 
  袁世凯恼羞成怒。为什么统一后的国家没有出现他期望的凝聚力?他做出独特的诊断,病因是人民对民国的生疏和不认同。因高压统治而造成的国家机器疲劳,对国民不满情绪的恐惧,以及外交失败的羞辱,使袁世凯把帝制当成了救命稻草。集权主义的列车终于驶入了帝制的深渊。1913年以来他的一系列失误至此得到了一个不容辩解的总结性标志。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来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节选自网文 《1913年前后的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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