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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传统教育的精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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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友导读】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钱穆

  要谈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教育,首先应该提到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此项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精神和理想,创始于三千年前的周公,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的孔子。此项教育的主要意义,并不专为传授知识,更不专为训练职业,亦不专为幼年、青年乃至中年以下人而设。此项教育的主要对象,乃为全社会,亦可说为全人类。不论幼年、青年、中年、老年,不论男女,不论任何职业,亦不论种族分别,都包括在此项教育精神与教育理想之内。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没有创造出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始有印度佛教传入。隋、唐时代,乃有伊斯兰教、耶教等相继东来。中国社会并不排拒外来宗教,而佛教在中国社会上,尤拥有广大信徒。亦可说,佛教虽创始于印度,但其终极完成则在中国。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为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会之上来从事其传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没入在一般社会中,在下则宏扬师道,在上则服务政治。只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团体,另成组织。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该受此教。不论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论任何知识、任何职业,都该奉此教义为中心,向此教义为归宿。在其教义中,如孝、弟、忠、恕,如仁、义、礼、智,都是为人条件,应为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对外来宗教之传入。因在中国人观念里,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后,若果有上帝诸神,主张正道,则我亦自有上天堂进极乐国的资格。别人信奉宗教,只要其在现实社会中不为非作歹,我以与人为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辩与反对。因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虽不创兴宗教,却可涵容外来宗教,兼收并包,不起冲突。

  在中国儒家教义中,有一种人品观,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评判标准,来把人分作几种品类。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样为他们品第高下。无生物中如石与玉,一则品价高,一则品价低。有生物中,如飞禽中之凰凤,走兽中之麒麟。水生动物中,如龙与龟,树木中如松、柏,如梅、兰、竹、菊。人造物中,如远古传下的钟、鼎、彝器,以及一应精美高贵的艺术品,在中国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评价。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国人常连称人物,亦称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人自该有人道作标准来赞助天道,故曰:“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贵能天人合德,以人来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其天道观,亦有其人道观。有其自然观,亦有其人文观。两者贵能相得而益彰,不贵专走一偏。

  中国人的人品观中,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已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在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把从来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贵,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尽不少。上上等是圣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国古人以仁智兼尽为圣人,故此三等,实是一等。最下下下等是愚人。可见中国人观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来。若使其知识开明,能知人道所贵,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识闭塞,不知人道所贵,专为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则须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实践人道所贵,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的理想,乃使人人同为上等人,人人同为圣人,此是中国人的平等观。

  中国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从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谓性,人性本由天赋,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养,能把此天赋之性,实践自得,确有之己,始谓之德。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与人,同类则皆相似,故人人皆能为尧舜。而且尧舜尚在上古时代,那时教育不发达,尧舜能成为第一等人,我们生在教育发达之后世,只要教育得其道,岂不使人人皆可为尧舜。若使全世界人类,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为第一等之圣人。到那时,便是中国人理想中所谓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则尘世即是天堂。人死后的天堂且不论,而现实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是有他一番极深厚的宗教情趣与宗教信仰的。

  中国人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从先天自然天赋之性,来达成其后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问题上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性由天赋,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该能把自己的那一颗心,从其各方面获得一尽量完满的发挥,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该全在饮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只仅是饮食男女。人若专在饮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成人文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惟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实践了为人之道,乃能来指导人。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中庸》上说:“尽己之性,乃能尽人之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胜任为人师之道,教人亦能各自尽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业,但不能离道以为业。如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国人常说信义通商,商业家亦有商业家之道。社会各业,必专而分,但人生大道,则必通而合。然人事复杂,利害分歧,每一专门分业,要来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间必遇许多问题,使人迷惑难解,则贵有人来解其惑。所以传道者必当授之业而解其惑。而授业解惑,亦即是传道。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讲求人生大道,治事则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了通德通识,乃为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业皆由人担任。如政治、如商业,皆须由人担任。其人则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当有的,亦称达德。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区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别一区,便不能相通,限于时代,在某一期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另一期,又复不能相通。此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

  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他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项大道,其实只在一个小己个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为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异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证。考诸三世,是求证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证于大自然。质诸鬼神,是求证于精神界。此项大道,惟遇圣人,可获其首肯与心印。圣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实亦可谓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没有俗的君子,亦没有雅的小人。只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言。而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教育,极富宗教精神,而复与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国传统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国人重视教育,往往不重在学校与其所开设之课程,而更重在师资人选。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以下,历代皆有国立太学。每一地方行政单位,亦各设有学校。乡村亦到处有私塾小学。但一般最重视者,乃在私家讲学。战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竞起,此姑不论。在两汉时代,在野有一名师,学徒不远千里,四面凑集,各立精庐,登门求教,前后可得数千人。亦有人遍历中国,到处访问各地名师。下至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对象,则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内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与人间之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藉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们自建禅寺,与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没有佛殿,可以不开讲一部佛门经典。但有了一祖师,四方僧徒,云集而至。一所大丛林,可以有数千行脚僧,此来彼往,质疑问难。一旦自成祖师,却又另自开山,传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为中国化者,其传教精神,亦复是中国化。

  近代的世界,宗教势力,逐步衰退。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与国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产阶级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由于中国传统而发展成为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韩国人的历史,至少亦该远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据韩国史,我想亦可证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韩两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身负教育责任的,应该大家奋起,振作此传统精神,发扬此传统理想。从教育岗位上,来为两民族前途,为全世界人类前途,尽其最高可能之贡献。

  我要特别说明,我很喜欢这“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如韩国人的教育,必该教大家如何做一韩国人,来建立起韩国自己的新国家,发扬韩国自己的新文化,创造出韩国此下的新历史。这一个莫大的新任务,便该由韩国人自己的教育来负担。要负担起此一任务,首先要韩国人各自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自己为归宿。

  但这不是说要我们故步自封,闭关自守。也不是要我们不懂得看重别人,不懂得学别人长处来补自己短处。但此种种应有一限度。切不可为要学别人而遗忘了自己,更不可为要学别人而先破灭了自己。今天,我们东方人便有这样的趋势,亟待我们自己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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