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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可 推荐《中国人与元素周期表》

评论

(北京九朝会文化公司总经理、明德会联合发起人?陈可 )

  推荐语:

   30年前有部动画片叫《丁丁战猴王》,内中有个情节,丁丁种的种子在“科技”力量的作用下在落地后瞬间长成神奇树,树上同时结着苹果、西瓜、菠萝、香蕉以及猴王孙悟空最爱吃的桃子,于是能吃到这棵树上的果子成为了当时孩子们的梦想。读完《中国人如何成为化学元素周期表》一文,再回想起几年间的有关于食品安全和污染的鲜活案例,有种被科学晃点、被梦想晃点的感觉,难免义愤填膺。“当年丁丁种下的这颗靠科学生长起来的硕果累累的大树原来背后的力量真的是这张周期表么?30多年了,我吃进身体的是水果、粮食、蔬菜么?还是使用化学元素合成的替代品?我们血管里面流淌的到底是什么?我们还能不能吃饭,敢不敢吃东西?”

  再回头看看这篇文章,从国际到国内、从食物化学成分到饮食结构、从食品安全到中国土地污染状况谈到了很多,可纵观全文,有一点是肯定的,整篇文章站到的角度是讨论怎么吃,而不是是否吃得饱。从后者看,我想最起码现在很少有人被真正饿死了(回想下电影《1942》的场景、询问下经历过建国后3年自然灾害的长辈),无论如何我们确实是在一个相对和平的、物质供给在近150年的历史中最富足的年代来讨论上述话题。我丝毫没有粉饰太平的意思,每天我的身体也在经历化学元素周期表的洗礼,我的孩子也在喝国外的奶粉,100年后中华民族站在了另一个“危险的时候”,吃饱了的我们先别骂厨子,低头仔细看看,认真想想有什么能改善的,提高的,至少可以让我们孩子的孩子喝上国产奶粉是我们这代人的分内之事,没有推脱的理由。于是我关注和思考文中的一个观点,即“不止一位认为没有必要纠结于:究竟是食物的化合成分,还是饮食结构,在中国慢性病的高发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化学物质在人体内的主战场是脂肪,这意味着更多的荤食本身就容易加剧化学危害的堆积。”

  雍正初年,全国五谷丰登,雍正皇帝令大学士张延玉传旨,清朝御用画师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作《瑞谷图》,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雍正皇帝颁示《瑞谷图》,其实又何止是雍正帝呢,中国的历代执政者均把“民以食为天”的古训奉为治国之基,这样一个美食文化经由几千年传承并早已融入血液中的民族。在“科技化”的今天,对于“吃”这个生存的基本要素,正在发力改变。

中国人与元素周期表

 文/柯志雄

   2009年,青岛农业大学教授孙京新将江南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等中国15所食品专业代表性院校的教学计划,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康奈尔大学等美国1 5所类似院校进行了对比。孙京新发现,美国的食品专业课程设置,特别重视对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例如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食品专业,就开设了食品产品综合开发、新产品设计、食品技能综合实习、食品营销管理学、消费者行为学等课程。而中国食品专业的基础课有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分析化学等近10门课程,另外还有基础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营养学等课程,基本上都跟化学相关。

  了解到这些就容易明白,为什么新闻上食品出现各种危机时,公众都会学到新的化学名词,就像最近大家都在说。中国人在食品中完成了化学扫盲:从大米里,我们认识了石蜡;从火腿里,我们认识了敌敌畏(DDT);从威鸭蛋、辣椒酱里,我们认识了苏丹红??

  这种看法在食品工程专业的学者看来或许牵强,但兰德尔·菲茨杰拉德却感同身受。他是《百年谎言——食物和药品如何损害你的健康》一书作者,曾愤慨而忧虑地表示,食品被打上化学烙印,宣告人类本来的信仰体系被悄无声息地替换,取而代之的是:人工合成物的信仰体系。他坚信,对科技尤其是化学的愚忠,带来体内化学物质的沉积,继而导致各种看似突然、实则必然的疾病。

  据《公共健康》杂志的一项研究称,从1974年到1997年间,阿尔茨海默症、帕金森症和运动神经元紊乱等大脑疾病的死亡率,在包括美国在内的9个西方国家中增长了两倍。菲茨杰拉德援引该项目研究者科林·普里查德的话称,最可能的原因是:农作物中播撒的农药、加工食品里添加的合成化学物和无处不用的工业化学制品。实际上,菲茨杰拉德将慢性病——主要指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恶性肿瘤、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等的成因,隐约指向广泛存在于食品、饮料、药品及家居环境中的人造化合物。而慢性病目前每年在全世界数千万死亡人数中占六成以上比例。

  柯林·坎贝尔不一定同意菲茨杰拉德的这种推论,至少在癌症上如此。这位康奈尔大学终身教授对有毒有害物质了解甚深,但他在2004年出版《中国健康调查报告》时断定:环境以及食品中的合成化学品尽管有害,但并不是造成癌症的罪魁祸首。

  坎贝尔曾坚信美国人的膳食是世界上最好的,因为富含动物蛋白,那些穷国需要靠更多这样的食品去拯救。但在菲律宾进行的一次儿童肝癌调查让他措手不及:那些蛋白质摄入量最高的孩子却最容易患肝癌,这些孩子通常出身于最富裕家庭。这是坎贝尔职业生涯中的一个转折点,此后他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过去不太关注的穷国,尤其是慢性病发病率远近低于美国的中国。

  通过科学调研,坎贝尔转而相信食谱的荤或素正是背后的决定因素,他预计:当动物蛋白的摄入水平和血液当中的胆固醇水平,下降到中国农村人群的水平时,西方病就可以避免。奶牛场长大的坎贝尔此后停止了吃肉食,接着逐渐停止了包括奶制品在内的所有动物性食物的摄入。

  一个戏剧性的结果是,过去作为坎贝尔学习对象的中国人,正好走向相反的方向,在荤路上高歌猛进。1985年,中国禽蛋产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禽蛋生产国。接着,中国的鱼类产量超过美国。到1990年,中国肉类产量也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肉类生产国(目前我国人均肉类占有量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反差令黎钧耀始料不及,但他还是认为很正常。“过去没肉吃时,怎么可能去想肉太多了会怎样呢?”

  究竟是食物的化合物成分,还是饮食结构,在中国慢性病的高发中起更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因为化学物质在人体内的主战场是脂肪,这意味着更多的荤食本身就容易加剧化学危害的堆积。菲茨杰拉德转述相关权威观点说,血液和脂肪化学成分含量之比为1:200甚至更多。另一方面,具体到中国而言,食物化学化和饮食结构的调整不但几乎是同时发生,而且相辅相成,很难剥离。

  东方艾格农业咨询总经理黄德钧认为,食物的生产实际上是一个资源产业,中国原本在食物生产资源方面就短缺,而中国人的饮食结构由素到荤,更是加剧了这种短缺。

  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李言郡并不认同这种观点,他相信集约化生产总体来说会提高品质,“水平当然还是参差不齐,需要一个较长的过程。很多东西,以前不知道有问题,或者说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只能说是(消费者的)认知提高太快,实际情形跟不上”。

  但黄德钧反驳道,中国频繁的食品安全问题,常常同时包含了资源短缺和化合物成分过高两个方面。产地环境污染(70%的江河湖泊被污染、15%至20%的耕地存在重金属污染等),违规及不当使用农业投入品(化肥、农药及其他化学药剂);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

  乔富龙是加拿大圭尔夫大学动物家禽科技系奶牛营养学博士,曾于2008年的三聚氰胺风波中向温家宝总理致万言书。在如今的乔富龙看来,虽然小时候吃的东西比较简单,但那些自产农作物全是健康的有机食品——莜麦是营养最全面的谷物之,亚麻油是最健康的食用油,土豆非常好吃……家家户户把烧火做饭的灰烬、各种有机质垃圾、家畜粪物和垫草等收集起来自然堆肥还田,有人甚至会到大街和野外捡猪牛马粪堆肥——这是个典型的环境友好型小山村。自打进城读大学,乔富龙就像其他中国人一样,踏上疯狂食物之路,“吃的一年比一年丰富,污染一年比一年严重”,他最担心农药对土地的污染。1988年乔富龙读中国农业大学硕士,农大周围全是蔬菜地,发生病虫害,外地菜农不懂如何正确用药,把各种农药试个遍,“从那时起,我就认识到农药污染和残留的严重性——我们进入化学食物的年代。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国塑料大棚种菜水平还多是处于化学农业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河南调查总队撰著《改革开放三十年河南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善》,里面间接佐证了乔富龙的看法:2007年全省化肥施用量为569.68万吨,比1978年增长9.8倍,平均每公顷耕地化肥使用量为791公斤,与1980年相比增加了689公斤。

  所以,你不必惊讶中国化肥的使用是美国的4.5倍——根据世界银行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编制的《2011年世界发展指标》,2008年世界每公顷可耕地化肥消耗量平均为119.4千克,美国是103.1千克,而中国则高达468千克。

  对于化学物品在种植养殖中的滥用,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袁仲了解得比乔富龙更为具体。袁仲有次下乡调研正逢麦蚜虫猖獗,他发现有位农民居然给小麦喷洒了6遍农药,后者向他解释道:“不喷药就欠收了。”2006年,袁仲带着学生对某省15个乡镇1000户农民进行入户调查,调查结果触目惊心:338户农户使用过甲胺磷;151户农户使用过除草醚;101户农户使用过氰戊菊酯;有92户农户使用过杀虫眯;81户农户使用过三氯杀螨醇;59户农户使用过甲拌磷;46户农户使用过久效磷;30户农户使用过克百威;28户农户使用过涕灭威;23户农户使用过甲基对硫磷;20户农户使用过对硫磺;10户农户使用过磷胺。

  这些名词你或许闻所未闻,但从字面上很容易读出腾腾杀气。没错,以上列出的农药都是违禁药品,摊到上交问卷的788户农民头上,每户平均用了124种违禁药品,其中甲胺磷抑制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生理功能素乱;除草醚皮肤渗透性强,能产生头晕眩晕等症状,能造成累积性中毒,长期接触的人员还必须检查肿瘤存在可能性;三氯杀螨醇有致畸作用……它们都大大方方地喷洒在蔬菜水果上。更糟糕的是,只有1/4农民根据说明书使用农药,至少1成以上农民是凭经验使用农药,就是按农药说明书上使用剂量的2倍到3倍进行施用。

  全国人大代表、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说,“食物的生产应该是一个让食物品质提高的过程,你现在有几样东西加进去是为了让食物本身的品质变好的?现在食品的生产加工制造,其实就是个造假的过程,一个污染的过程。”

  有意无意间,食品制造商发现了这样一种经营模式。即通过各种食品添加剂作为“创新”手段,使自己的产品有噱头,用省下来的钱去做市场营销,最后的效果是营收与利润都比好好做食品强。“真的、品质好的不好卖,假的大行其道”。

  一位不愿具名的食品制造业人士透露说,食品制造中使用添加剂会像滚雪球般越用越多,“比如你饮料中加了某种添加物,很可能容易分层,这会让消费者反感。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需要各种乳化剂。加着加着,颜色可能就不对了,肯定就需要色素了……越加会越多,很难停得住的。”他说:“要是食品加工厂规模小、没研发队伍搞这一套,可以跟学校里的老师买配方,老师会根据你的要求在实验室里搞出来。”

  食品业的广泛需求使中国的食品添加剂市场成长到800亿元规模,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食品添加剂制造业总产值将达到1100亿元,产品产量达到1100万吨。根据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内部获得的一份常务理事会会议纪要,去年上半年食品添加剂行业出现负增长,使协会大为警惕,“2011年是我国食品添加剂和食品配料行业发展历史上不平凡的年……这是近二十年来首次出现的负增长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宣传的误导和对食品添加剂科学认识的缺乏,导致食品添加剂行业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越来越差”,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要求协会成员把“宣传”作为2012年后的六大重点工作之一抓起来,会议纪要称:“这种状况是极不正常的,它不仅违反科学发展的规律,也与世界食品添加剂发展的潮流相背。今后,行业内的专家和企业都应共同努力,宣传食品添加剂的科学常识。”

  然而,根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生吴恒建起“掷出窗外”网,搜集2004年以来至2011年5月31日止的2107篇食品安全有关报道中,仅因食品添加剂引起的就有987条,占比近47%。

  坎贝尔常说:“你能猜到哪种食物能提供我们身体所需的蛋白质吗?答案是人肉。”但科林·普里查德搜集到的许多份不同国家的研究报告都显示,人体内包含数十乃至数百种化学毒素,甚至这些毒素会成为代际间的“遗产”——名为“环境工作组”的一家机构于2004年随机抽取新生儿进行脐带血检测,平均查出了200种合成化学物质。

  人肉可能更危险。

节选自《中国人如何成为化学元素周期表》

《彭博商业周刊中文版》201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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