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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 推荐《信息社会的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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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奇平 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互联网周刊》主编 )

  推荐语:

  阿拉木斯提出“通过软件和网络解决社会问题”富有启发性。软件和网络在这里不光是技术,而是一种生产方式。这种方式的特点是“信息的不对称在渐渐减弱”。

  治理由此从居高临下的统治,变为对等的治理。服务的方式,从政府自上而下为抽象的“人民“服务,变为社会自下而上“人人”为具体的“人人”服务。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他们在对各种“通过软件和网络解决社会问题”下逐客令的时候,实际是在拒斥与服务型社会结合重塑服务型政府。

  作者把新型的社会服务模式概括为“市场化方式+以软件与信息网络为工具+依托巨型平台+整合海量服务商”,信息社会可由此拆解出信息的“社会”(社会机制),它可以改善原来人工的、单打独斗的政府治理模式。

信息社会的治理模式

文/阿拉木斯

  前一段,深圳叫停了打车软件的事引发了人们不小的关注。而几乎与此同时,人们关注的另一个事情就是北京市卫生局叫停淘宝的网上挂号。比较下来,这两件同时发生,却完全不相干的事有着很多的类似之处:都是针对紧缺的公共服务,都是希望通过软件或网络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当然,也都遭遇了同样尴尬的处境。

  也就是说,这两件事的实质,都是政府管理部门应如何对待来自民间的试图通过软件和网络解决社会问题这一现象。而如果我们再往前回顾一下,其实年初大家讨论得很热烈的火车票抢票软件的合法性问题,也是同样的一类问题。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就信息社会中公共服务与政府治理的转型展开一些讨论。

  无论是我们春节期间买火车票,生病了去医院挂号,还是站在风中的街头苦苦等待一辆出租车,我们面对的都是城市的有效公共服务不足的问题。这样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而且基本都是多年来没有得到解决的“老大难”问题,百姓叫苦、政府头疼、服务商叫屈。

  而随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化和普及,我们正在步入信息社会,信息社会的最大特点就是信息的不对称在渐渐减弱,信息成为每一个人手里的工具和生产力。信息社会还有一类新生事物就是大量专业的信息服务商和平台(阿里巴巴集团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电商服务业年度报告称,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服务业营收规模为2463亿元,淘宝开放平台上聚集的第三方服务商达到49万家,依托淘宝平台的衍生服务营收规模约152亿元),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淘宝网、打车软件的开发者、抢票软件的提供者,等等。这些服务商的最大特点就是用软件的思维和手段解决问题,无论是技术问题、服务问题还是个人问题、社会问题。

  正是当每一个消费者都成为信息社会的一员,有了自己的邮箱、网店、QQ帐号、微博、微信时;当这些海量的服务商和巨型的平台开始用软件的方式尝试解决社会问题时,抢票软件、叫车软件、网上挂号也就应运而生了。买票难、挂号难、打车难等这些大城市公共服务中的“顽疾”也开始呈现新的解决模式,甚至可以说是走上了唯一可能真正解决的正轨。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显然还没有意识到这点,不仅没有叫好,反而不约而同地下了逐客令,把难题再一次留给了社会和迷茫的消费者。

  之所以说这种基于软件和平台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挂号、打车这类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的唯一解决途经,是基于这种海量消费者和大量服务商家之间多对多的、细碎的、即时的、动态的、个性化的需求关系。对于这些双方都在随时变化的服务和需求,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响应,并最合理有效配置,且最为事半功倍的方式非软件、系统、网络和平台莫属,这一点已经被这些年无数国内外的相关案例验证。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我们每年网络上的“光棍节”大促活动。

  一边是数以亿计的跃跃欲试的买家,一边是数以百万的卖家、数以亿计的形态万千的商品,各自分散在全国各地甚至海外,在短短的二十四小时之内,完成一百多亿元的交易,加之其间的展示、沟通、讨价还加、下单、支付、快递、收货、售后服务、更改订单、退货、纠纷处理、赔付等等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无比巨大而复杂的系统,高效、精准的组织并维系这一系统运行的就是那些隐藏在网站后面的平台、软件、系统和网络,也只有软件、平台才能完成这样在现实世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从这个角度,“光棍节”大促不仅是一个商业神话,更是一种社会现象。它告诉我们信息社会的服务模式应该是什么样的,海量、跨区域、动态、即时、个性化的需求如何得到满足,并指出了解决信息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问题的途径。我们可以把这种服务模式概括为“市场化方式+以软件与信息网络为工具+依托巨型平台+整合海量服务商”。而反之,那种目前我们管理部门还在大量采用的依靠人工的,非市场的行政力量和少数垄断服务商的社会公共服务,在信息社会还能走多远,也就不言自明了。

  昨天,我们也许可以对抢票软件说不,今天,也许我们还可以再去封杀网上挂号、打车软件,但明天呢?庞大的消费需求是存在的也是在不断增长的,需求与服务之间的长期不对称是严重的,来自行业、管理、体制、沟通方面的障碍是明显且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类似的问题我们今后只会在更多的领域不断遇到。

  当我们的管理部门绞尽脑汁,经年累月地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却依然一筹莫展时,当我们的消费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无奈地面对托人、找关系、与黄牛党纠缠的尴尬时,来自这些“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的奇特的解决方案,难道在政府眼里真的只是扰乱市场秩序和哄抬物价这么简单并一禁了之就可以了吗?

  我们的管理部门必须明白,在一个依托互联网的海量个性化需求的信息社会,在一个消费升级和对公共服务需求迅速扩张的消费型、服务型社会,仅靠政府和少数政府指定服务商的基于人工的单打独斗的时代早已过去,这种依赖软件、系统、平台以及消费者自身参与的自动实现的服务才是今后的发展方向。政府不仅应该大大加以鼓励,顺应这一潮流,把这样的解决方案和服务者纳入整个社会服务的体系加以促进、推动,还应该学习软件工程师的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用这种市场加软件加平台加群众参与的模式,从根本上重构我们的公共服务和治理体系,实现政府治理在信息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华丽转身。

  其实,淘宝网上挂号、打车软件和抢票软件表面看是一种服务模式的创新,但对于政府,更有必要上升到社会管理和治理的角度思考问题,发现新的视角。把软件+平台+公众参与这个公式展开,很多信息网络领域及网下的社会治理问题都可以找到新的解决视角和答案。这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展开丰富的联想。如打击假冒伪劣的问题,治理不良信息的问题,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问题,治理社会治安问题等等。

  我们步入的信息社会,是一个海量商人、服务商和巨型平台的时代;是一个每个认识或不认识的消费者都可以二十四小时充分沟通互动的时代;是一个用大数据的思维方式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时代;是一个用软件识别“好人”和“坏人”和相亲的时代;是一个个性化生产和消费的C2B的时代(3D打印机就是个性化生产加消费的一个典型案例,也是C2B的典型案例)。这样的时代必然要求新的社会服务和治理,要求新的政策法律体系,如果我们政府的治理能够实现这一转变,不仅可以引领时代潮流、实现多赢,更可以降低成本、减少环节、增加透明度、提高效率。

  当然,为了实现这一转变,政府还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最为关键的是简政放权、减少许可、破除垄断、切断灰色利益输送链条,这些也是信息社会社会治理转型所必不可少的。我们看到,新一届的领导班子已经多次提到政府简政放权的问题。同时,具体到淘宝网上挂号、打车软件这一类问题的处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政府要明确政府管理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仅仅为了不要出事,不要给政府惹麻烦而去管住、管死,还是要通过有机的治理来活跃市场、激发需求,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维护公民的权益?

  最后,我们说,一个成熟稳定的社会结构应该包括四个极:政府、公民、社会和企业,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这一极最不给力,直接导致很多矛盾尖锐化或无法解决。而社会这一极的培育、发展又绝非一日之功,但信息社会的到来给了我们尽快弥补这个短板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那就是信息社会里企业和社会的边界在日益模糊,尤其是像淘宝、腾讯、百度、苹果、谷歌这样的网络平台企业,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某种程度上是在帮助政府解决社会问题,同时他们也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壮大。政府应看到这一变化,抓住这一有利趋势,在此基础上快速建立起我国基于信息社会的社会服务体系,改善原来人工的、单打独斗的政府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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