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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太多,真的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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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友导读】本文作者是英国作家、在线教育网站School of Everything创办者杜格尔德·海恩。互联网承诺用知识填满我们的思维,为人类开启了一扇新的认知世界的窗口,营造了一片广阔的信息海洋。但这些似乎能改变世界的信息却并没能“滋养”我们的心灵,到最后,它还会让我们感到无聊。信息太多了,真的好吗?

  许多年轻人和成年人通过口袋一般大的窗口连接网络,来阅读更多的文字,听更多的音乐,欣赏更多的图片。几年前,互联网这一信息宝库都还是难以置信的。近期有一位23岁的英国女性被捕入狱,原因是她在推特上给一位女权斗士发送了强奸恐吓。她为自己的所做所谓做出的辩解竟然是,她觉得“不能容忍对方的脸”,并且“感到厌烦”。而“无聊”也被频繁地用来解释诸如此类的行为。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对这种经历仍然十分熟悉。这一问题深深植根于互联网文化之中。我们究竟在寻找些什么?

图为斯图尔特·布兰德

  30年前,斯图尔特·布兰德(译者注:科技作者,《全球概览》杂志创办人,被誉为“科技先知”)解释了“信息要免费”的理念。这句话也成为互联网策略的一个典型口号。身怀理想主义和奉献主义的网络“游击队员”想要让信息从政府和企业的手中解放出来。但是,持有“拟人论调”的布兰德却更加相信:信息是其自身的解放力量。

  这种科技在上世纪60年代成为加州反主流文化(译者注:形成于美国加州,与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抗争的文化)的避难所。1985年,在搜索引擎网页索引出现前,布兰德与他人联合建立了WELL(“《全球博览》电子链接”),这是一块从《全球博览》办公室发出的电子公告栏。在WELL上,互联网的先锋们分享经验,后来,他们于1990年创办了“电子前沿基金会”(译者注: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一个非盈利性的国际法律组织),于1993年创办了《连线》杂志。此种由反主流文化向电脑化文明发展的趋势,对于网页文化和网页策略的形成影响颇深。上世纪90年代,当互联网从大学的地下室进入公众视野之时,布兰德、凯文·凯利(《连线》杂志创始编辑)以及约翰·佩里·巴洛(EFF创始成员之一)结合了这一领域的经验,向公众介绍了何为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重要性。

图为凯文·凯利和《连线》杂志

  (互联网)信息是一种神奇的物质,能够改变世界。但问题是,这些信息并没能“滋养”我们的心灵,更糟糕的是,到最后,它还会让我们感到无聊。

  知识是这样的一个关键点,它帮助我们开始发现人际网并建立人际关系,构建来自人际的、以及我们对于世界和生活空间理解的故事。当我们遵循这种关系的连接——当我们允许求知的经历改变我们,并且能够承担这种改变的风险时,知识就能带来意义。而且,如果无聊感有解药的话,解药将是意义,而非知识。

  信息可能是我们在获得意义的过程中存在的最原始的材料。从信息到意义的旅途仿佛一场炼金术般的转变,旅途中总是充斥着令人惊奇的事物。这场旅途需要技术、时间、努力、实践以及耐心。它也是一种基本的、深层次的人类活动,对于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无聊感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病,那么这是因为我们很难获得发现意义的好方法。

  与其说无聊感并非人类的固有属性,倒不如说从18世纪工业时代开始直至现在,无聊感一直笼罩着我们。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就要回到工业时代前那有些浪漫化的过往时光中去。我的意思是,我们应当关注仍然还在塑造着后工业化的当下的哪些矛盾。互联网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这似乎昭示着我们将要从工业社会的无聊感中解放。由信息形成的“迷幻喷雾”洒遍我们生活中每一个乏味无趣的角落。但是,如果无聊感的深层原因不是缺少刺激,而是缺乏意义的话,如果我们拥有一个能让信息变成意义的稳定且多层次的方法的话,那么我们所能习惯的这种稳定的信息流并不能让我们驱散无聊感。充其量,在我们在点击一个又一个网页链接时,加载的空闲时间只会让我们感到分心而已。

  意义需要反思的空间:让我们所吸收的知识得以沉淀,并且静待它们将会以何种形式出现。去寻找能让我们在生活中松口气的小角落,能让我们从邮箱中紧急工作中解脱出来的小时光,以及不是那么匆忙的小活动吧。关掉那些互联网窗口吧,并非是因为它们有什么不好的地方,而是这样做能让我们从自我界限的认定中跳脱出来:确实有那么多我们能承受的信息,但是若我们身处溪流之中的话,是没有办法钓到鱼的。正如上世纪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于这种“神奇的物质”,我们最好心怀敬意,而且要小心使用的剂量。

本文来源于“腾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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