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网 > 分享 > 转载 > 行业 > 【高端内刊】《福卡分析》两会特刊敏感点难点亮点2012-03

【高端内刊】《福卡分析》两会特刊敏感点难点亮点2012-03

评论

福卡分析 特刊 内部报告 不得翻印

福卡智库 2012年第10期(总第652期)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

  特刊提要

  眼下改革呼声四起,此次"两会"刚好踩在敏感的时间节点上。各领域能否借"两会"迎来改革第二春?本期特刊将借"两会"抽丝剥茧,解读其背后风云变幻的中国政经格局,以预判改革突破口与调整路线图。

  ★(一)"两会"的"新"与"变"

  "两会"历来是各方意见撮合的平台,争吵越激烈,问题越尖锐,离真理就越近;而今年"两会"会风的"新"、"变"、"潮",是因为形势变了。

  ★(二)"稳增长"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稳增长"目标虽然不难实现,但在原有增长轨迹上的增长却难以真正走出危机,寻找"增长替代"渠道、释放新增长空间或将成为题中之义。

  ★(三)教育改革的颠覆性

  教育去产业化似乎不符合世界潮流,而大肆产业化却已被证伪。显然,问题并非出在产业化上。当企业家已然转型,留给教育的就只有颠覆性改革了。

  ★(四)周边安全与国际影响力

  周边摩擦前所未有的激烈,而美国又另起炉灶,军事主攻方向出现转移,中国究竟是和平崛起还是战争崛起?韬光养晦还是开诚布公?

  ★(五)改革能有怎样的力度

  当红利用尽、问题堆积,留给改革"下半场"的已不仅仅是发展的难题,甚至是体制和制度的危机。看似令人振奋的改革前景,实际上却玄机重重。

  〖特别报告(一)〗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一)

——"两会"的"新"与"变"

  "热热闹闹十天,冷冷清清一年"、"会前握握手,会中拍拍手,会后挥挥手","官商大会","政治嘉年华"……坊间的种种调侃,加上代表委员的"雷"声滚滚,如运动员杨威做了五年代表却没交过一次提案说是"来学习的","不想给政府添麻烦"的倪萍大姐今年写了三份提案以证明"我不是哑巴",湖南省委书记公然澄清"我不是裸官"等,以致对"两会",常常是媒体热、民意冷,政治热、股市冷。不过,"两会"又历来是剖析现实、预测未来的一面镜子,何况今年还处在政府大换届前夕的敏感时间节点上,因此解读"两会"不仅有戏,还可知微见著,把握主导未来趋势的主线。

  通过对诸多"首次"、"亮点"的梳理可知,今年"两会"的"新"与"变"体现在:一、两会变"潮"了。第一次新增智能手机客户端和开通Wap网站访问,"两会"专题消息刷一下手机屏就可知道;微博首度成为两会报道的媒体后院。二、提案越发尖锐、矛头直指利益集团甚至政府自身。无论是代表呼吁"严惩国企老总腐败",委员质问"预算报告中看不出减税",还是李金华直陈"政府改进作风,一年能省几千亿"等皆是注脚。三、"放活民间资本"、"民间借贷阳光化"成为政界、实业界、银行界等代表委员的"跨界焦点",前所未有。四、改革诉求空前高涨。五、首次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新词",如"7.5%的GDP增速"、"PM2.5"、"强化投资者回报"、"公共资源出让全民共享"等,无不涉及对旧发展模式的修正,对利益格局的调整,属于方向性的调结构。

  六、政府对敏感问题不遮不掩、不打太极,不仅主动"脱敏"、还积极正面澄清。如三亚官员回应"权贵云集三亚度假",贵州官员回应茅台推高"三公消费",还有官员子女留学、裸官、官满为患等敏感问题都能得到高官回应;李长春警醒地方顺应网络微博潮流,对问题不要掖着藏着而是进行公开透明化处理,也折射出积极变化。七、官员接受监督的态度越来越认真,对民意诉求的回应越来越务实,关照民众利益的身段越来越低。发改委主任对去年没完成CPI目标向媒体道歉,"史无前例",难怪受宠若惊的网民疯狂转发。八、有"小宪法"之称的刑诉法修正幅度多达110条。尽管修正后公权力在某些层面"不退反进"(如赋予公安机关"技术侦查"权力的同时,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约束机制,以致公安机关想给谁上特殊手段就给谁上),更遑论如何防止党政干预司法,以致法律界与学界难掩失望;但将"尊重和保障人权"这一基本准则明确写进刑事诉讼法,对保障民权和改善司法公正而言,是"前进了一大步"。九、人大副委员长李建国在作关于十二届人大代表名额与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指出,于明年1月选出的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将首次实行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代表,因此基层代表特别是一线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代表比例将大幅增加,党政领导干部代表比例相应下降。这对改变人大代表的结构有深远意义。

  尽管受制于过去心照不宣的体制惯性,在某些代表的潜意识中,依然时刻紧绷着关于"敏感"和"禁区"的弦,发起言来很"和谐",以免言论"越轨"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但今年"两会"的讨论禁区明显少于往年。作为各方意见撮合的平台,"两会"争吵越激烈,问题越尖锐,也就意味着离真理越近,怕就怕开成一言堂。而意味深长的是,面对代表委员的种种质询,政府姿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低调、宽容与开明。

  会风为何会发生如此鲜明的变化?是因为形势变了。诸多"亮点"收敛于民生、改革以及当下政治经济领域最敏感、争议最多的话题,虽然仅仅是对过去一年众多问题的碎片化、局部化折射,但若将这些"新"与"变"放在现实形势的坐标中,无疑可窥见某些影响未来走势的标志性变化:作为天平的两端,政策的调控动力与改革的现实压力在势能上开始此消彼长;宏调被深深地困在大量非线性关系的网中央,原有的指导思想、路线既无法驾驭当下社会冲突的巨大张力,更无力穿透现实迷雾,带领中国安然走出金融危机的断层带;国有企业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同构关系,赋予前者强大的政治游说能力,使得无论政策还是改革都能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进而对市场体制构成巨大干扰;各种利益结构的失衡,正在加速社会系统的离心运动……表面的均衡与相持已经难以掩盖底下对破局的渴望,形势正在迫使政策经济退居二线。"两会"的热议与碰撞,既是难以把握超复杂形势的表现,更折射出对这种"难以把握"的担忧。

  而原本碎片化的改革共识,也就在"两会"这种空前的针尖对麦芒中渐渐出现重新凝聚的苗头。尽管这种改革共识再也不是30年前"如牧歌般行进的年代"那种铁板一块、众志成城的共识,但是,对利益高度分化、阶层分野巨大、改革进入摸不到石头的深水区的当下而言,却是历史的否定之否定。改革或受阻于利益集团,或受阻于不确定性,或受阻于终极思维,重重阻力之下,不是久拖未决,便是决而未行,山重水复疑无路,而不改革"就会亡党"的风险却如乌云压城;全球范围内,民主政治的神话和美欧两种资本主义一起破产,发达国家的政经钟摆正在重新调适,中国的"西天取经"之路戛然而止。正是基于此,思想解放、民主讨论与观念磨合的紧迫性和必要性才得到如此空前的凸显。而借助"两会"这个平台,让不同利益阶层得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并促使观点交锋充分化、民主化、自由化、公开化,是解放思想、形成改革共识、进而为改革破局提供认知动力的重要前提。

  但改革究竟将向何处去,是经济向右、政治向左,还是政经左平右衡,却无疑是牵动各界(包括西方社会)敏感神经的最大悬念,尤其在中国已经到达阶段性的光辉顶点,准备开始一段新的旅程之时。凝聚共识不是放低身段、对社情民意听过就算,改革是真刀真枪,既是向利益集团开刀,更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如财税问题。发达国家作为纯市场经济,最基本的"打底"制度早已厘清,所谓财税问题基本上是政策而非制度问题;但中国连最基本的制度问题也没有搞定,以为只要盘活一大堆国企就可以供养庞大的行政体系,殊不知在一个现代国家,税收体现的是政府与人民最根本的关系,民众才是真正的纳税人。这层关系没厘清,"减税越减越多"的悖论自然会迭出,而政府职能转型更是坎坷不平。又如劫富济贫。《政府工作报告》在大打"民生"牌的同时,又提出要向高收入人群开刀,这让原本就被中国特色的政经生态搞得疲惫不堪的富人情何以堪?……对待财富的态度,给人以路线摇摆的错觉。但联系到当今中国的几大约束条件,即GDP快不得、调结构拖不得、社会矛盾压不得、对财富的态度左不得也右不得,其实已约束了未来中国改革的方向性选择:经济上以市场继续深化为主线,政治上非左非右、左平右衡,以相对中性的立场调整各种经济社会关系,确保中国不偏离市场经济大方向。

  〖相关链接:信息〗

  【"两会"运作如同"嘉年华"】在一个以市场价格机制为基础的资源配置体系中,加上有当今发达的网络世界,及有畅通的信息交流体系,及法治化的公共决策体系,通过这些方式,"两会"所要达到目标,完全不需要几千人聚集在北京来完成。比如美国的行政管理系统,政府所主持的财政预算总额,一定高于中国政府,但财政预算与决算可以通过透明化的日常程序来处理与安排。根本不需要把全国代表聚集到华盛顿来讨论。

  【部门指定代表的弊端】"两会"不仅在于从来没有进行成本收益分析,只算政治账而不算经济账,而且在于会议代表不是通过现代民主程序来获任,而是由某个组织部门来指定。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无法让中国最好的精英进入这种"两会",也可能让进入的不少代表不具备专业能力。比如在基层选举人大代表时,表面上是全体人民都参与投票,但是被选举人不是投票者选举出来的,而是某个组织部门指定的。投票人只能在所指定的人选范围内进行投票。

  【为何各界如此关注"两会"?】当前中国社会经济仍然是一个政策市,一切以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为导向。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政策倾向指向哪里,中国经济就发展到哪里。所以,国内外的记者云集,就在于如何通过"两会",来了解政府的各种政策及经济社会走向,并通过这种了解,对政府政策做过度解释。

  【民间借贷中的"官商勾结"】现实触目惊心,民间借贷官商勾结比比皆是,往往与黑社会连在一起,高利贷借贷者在黑社会秩序下苟活,他们或者还钱或者还胳膊还腿甚至还命,否则高利贷的血腥利益链条就会被打破。打散高利贷的铁板一块的利益结构,一要靠种子基金、天使基金与立足于地方的小微金融机构,二是坚决打散官商勾结中的利益输送渠道,三是给予种子基金、天使基金充分的退出空间,让地方小微金融机构有发展的余地。

  【经济增速已经退居其次】一连串的数据可以印证,经济增速已不是最重要的追求目标,而是结构转型、提高城镇化率、维持就业增长的外在保证。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预计实现经济增长7.5%,低于前八年8%的预期增速,而切合"十二五"设定的年均7%经济增速的目标。目前一些地方居高不下的两位数GDP增长目标,只是原有路径依赖的结果,是在原有社会结构下争夺社会资源的结果,与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旨并不吻合。

  【美国的"党代会"】美国的党代会,没有什么"政治报告"等议程,也不存在谁上下、谁进出等需要在会上揭晓的"核心机密"。即使是大会要确认的总统候选人,其踏入总统竞选征程的"誓词",也绝对不敢罗列任何枯燥的政治教条。在这样的仪式中,尽是激情四射的讲演,全是锋芒毕露的宣示,本党贤达、社会名流、演艺明星、体坛巨匠轮番上场,极尽所能为本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壮行,也不失时机地以此来提升政党的社会动员能力。

  【"两会"维稳】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

  【政协是学习班?】完全通过协商产生的委员,缺陷明显,相当一部分没有参政议政能力的人,通过协商担任了政协委员,使得相当多数的政协委员,把政协当作学习班,成了"许庶进曹营——一言不发"。或应对差事,写几个笼而统之几乎难有价值的提案。其结果,不仅影响了政协组织作用的发挥,也使得人民政协这一"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打了折扣。

  〖相关链接:报告〗

  〖改革,从中国"两会"开始〗

  两会是什么?两会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两会也是中国极少的上下层沟通的政治平台之一。但近年来"两会"空洞化、形式化、场面化、娱乐化的趋向,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不满,各种"雷人"提案和言论备受嘲讽。而与此同时,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各种社会矛盾凸显,需要在"两会"这个最重要的参政议政的场所讨论如何处理和化解。但如果两会变成歌舞升平的"秀场",这不是什么好兆头,与两会宗旨也相差甚远。

  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其表现形式至今仍饱受责难,说明这种建国初期建立且沿袭至今适合计划经济时期的政治制度,到了实行市场经济制度的今天,可能在制度设计方面,存在一些不适应或存有缺陷,需要重新审定并进一步完善,以与变化的中国相适应。

  例如,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建立的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制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具有典型的精英政治的色彩,那是由当时的历史情形决定的。但历史演进到今天,60多年过去了,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精英色彩仍十分浓厚。从全国政协到地方的各级政协,政协委员多属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方方面面的代表人物,也即精英人物,各界别中基本没有普通群众。就全国政协而言,有人形象地描述为政协委员的构成体现为"三大",即"大官"、"大款"和"大腕"。也就是说、行政官员多、老板多、明星多。这样一种精英政治,是否仍适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就是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这种精英政治,在利益协调和表达诉求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即"普罗"大众的利益没有得到充分表达。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在人民政协成立初期是形势所然,可以理解的话,在今天,继续保持这样一种制度设计,就可能是一个问题了。

  从世界范围看,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转变已成为历史潮流和发展趋势,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的人民政协是否也应当吸收世界民主潮流的时代精神,为更多"普罗"阶层提供更多利益表达的对话平台,这实际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中国人民政协及各级组织,其政协委员的结构将作重大调整,"普罗"阶层的政协委员,其比重应当有大幅度提高,而官员、老板、明星等委员的比重应有大幅度下降。人民政协将从精英俱乐部,真正变成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不同阶层协商对话、反映诉求的平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各级人民政协,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全国委员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种形式,就只能是一种占中国社会人数很少的精英民主的一种形式。如果不能构成一个较为公正的利益表达和诉求的平台,其在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必然受到很大影响。并最终不是推进社会主义公平正义,有可能影响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实现。

  对于中国两会,除了在制度设计方面需要重新审定、发展和完善外,一些具体内容的改革,也十分必要。1、减少两会人数,将总人数控制在千人以下。2、改变人大代表产生的形式。让出一些代表名额,允许非其圈定的候选人参选,既扩大了公民的有序的政治参与,又会极大提升人民代表大会的生机和活力。3、改革政协委员产生的办法。在政协委员产生过程中,引入选举元素,即竞争机制,既可弥补协商民主的缺陷,又充分吸收了选举民主的优势。4、改革政协的界别设置,增加"普罗"比重。5、减少人大代表中的官员比重。6、荣誉不应世袭。7、两会的新闻发言人应当有年龄的要求。

  〖特别报告(二)〗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二)

——稳增长与如何应对经济危机

  2012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的主要内容可概括为一条主线、六个亮点、十八个字,即"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其中关于"稳增长"的提法不同于以往的"保增长",更不同于此前对经济增速"又好又快"的要求,尤其是今年GDP增长目标下调至7.5%,隐含的中国政经走势信息更备受关注。增长从"保"到"稳",虽是一字之差,却蕴含了深刻差别。①方向不同。"保增长"意在全力向上"托",倾向于刺激性;而"稳增长"则意味着经济增速走平、企稳,相对偏向中性。②性质不同。"保增长"为应急之策,先保下来再说;"稳增长"为长久之计,意在长远。③重心不同。前者把速度作为重点,后者以稳定为导向,不盲目追求高速度。但中国年度经济增长目标通常仅具有象征意义,即便"稳增长"也或将是令世界瞩目的高位横盘。"十一五"期间,五年规划的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中央每年经济增长目标均设定为8%,但最终实现年均GDP却高达11.2%。由此来看,实现"稳增长"目标并没有太大悬念,把焦点集中于GDP某一数字也没有太大意义,真正的悬念是在世界局势迷雾重重,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的大背景下,中国如何真正走出经济危机?

  从一定意义而言,当下经济增长的合理性问题值得探究。首先,从本轮危机的本质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内置过剩"原罪",其对应着商品过剩与货币过剩,甚至人的相对过剩,与市场经济过度相叠加的过度工业经济又加重了三者的过剩程度,导致产能过度与金融过度;当货币替代商品成为交易对象,资本扩张的原始冲动不仅加剧过度投机,还导致财富过度集中,被99%的民众推上道德批判席;与此同时,操弄过度的国家一边成为过剩与过度投机的推手,另一边被过度福利政策绑架而骑虎难下,成为包办政府,以致举债过度,深陷主权债务危机。以上"十大过度"犬牙交错,接踵而至,导致百年一遇危机的大爆发,其广度覆盖全球,其深度触及几个世纪来政治经济的基本运作方式。过剩必然遭遇平仓,过度必然面临回摆,即全球面临经济去产能化、金融去杠杆化的调整,无法面对或接受去产能化与去杠杆化,其实质是力求回避危机。其次,从工业化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缘于商品过剩之因,工业经济自身空间有限;另一方面,自中国登上世界舞台,由于其体量过于庞大,全球资源、能源无法承受中国巨量消费,更遑论追求西方生活方式,"十几亿中国人同时跳起来,地球将偏离轨道"并不是夸张,世界工业经济将在中国走到尽头。事实上,进入重化工阶段的东部沿海地区,正承受产业转移与"笼空鸟散"的转型之痛,走工业化老路的西部地区,前景并不乐观。

  再则,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来看,"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甚至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转变为"双重夹击"。30年来,廉价劳动力支撑中国成为最大的"世界加工厂",站在微笑曲线底端赚取微薄的代工费用,留下的却是PM2.5超标的"万里雾霾、千里飘烟",以及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问题。而这种模式恰与苹果公司生产在外、市场在外、在家"数钱"的模式相匹配。苹果公司iPad的利润高达150美元/部,为售价的30%,而中国工人的薪水为8美元/部,仅相当于售价1.6%。最后,从中国外贸形势来看,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前提已被无情地抽去。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进出口国,外贸占中国经济增长的权重太大,而中国庞大的外贸当量受制于世界经济形势,目前美国经济还在往下走,欧盟国家自身难保,反倾销调查此起彼伏,出口受外延性经济危机影响严重,今年2月份中国贸易创下单月最大逆差,出口环比降至-27.4%,下滑24.1个百分点,表明"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已经熄火,寄望依靠外需拉动经济增长并不现实。由此看来,本次经济危机对全世界、全社会的调整不是总量问题,也不是一般的结构问题,而是前提性的颠覆,颠覆了工业化未来,证伪了超前消费模式,揭穿了金融衍生面具,暴露了福利制度超载弊端,用增长化解问题的时代已经渐行渐远。因此,仅在总量问题上纠结,在原有增长轨迹上徘徊,不仅无法引导中国走出经济危机,还将加剧矛盾冲突,为未来预埋风险的种子。

  另外一个需要辨识的问题是,当普遍指责过去几年开动印钞机、以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救危机,能否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以紧缩应对本次经济危机?以欧盟为例,北欧国家一边指责南欧国家懒惰、自私与享乐,另一边勒紧腰带购买南欧国家债券,若从欧盟内部而言,此般救助有其合理性,但也存在极大风险,将问题后置的救助方式,只能暂时缓解违约风险,并不能从根本上降低南欧国家的债务水平,有可能将北欧国家拖下水。事实证明,不从增长角度动脑筋,仅从紧缩想对策,只会无功而返,因为没有增长的紧缩是不会奏效的,正如克鲁格曼所言"紧缩措施截断经济活水"。1930年代大萧条时期,美国总统胡佛实行提高税收等紧缩性政策,并没有出现经济复苏,反而使危机进一步恶化,并导致自己黯然下台。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实施金融市场管制、平衡预算、社会保障等调整政策,则为美国经济复苏打开了一扇门。

  既然在原有增长轨迹上难以走出经济危机,那么就需要寻找新增长渠道与新释放空间,即"稳增长"转化为"增长替代"。《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稳增长,就是要坚持扩大内需、稳定外需",但从中国内需外部化、外需非控化,也折射出"增长替代"的意义所在。当中央为拉动内需绞尽脑汁,代表和委员们还在为奢侈品关税升降吵架时,国内购买力早已"翻墙"到国外市场进行消费。世界奢侈品协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人在境外奢侈品消费创下历史新高,累计达72亿美元,同比增长28.57%,消费分布分别为欧洲46%,北美19%,港澳台35%。换句话而言,"增长替代"本质就是在结构调整释放新空间的基础上,寻找新的增长渠道,实现健康、良性的"稳增长"。而把"稳增长"与"调结构"看作一对矛盾,此种思维依然没有从非此即彼的窠臼中走出来,尚未完成指导思想的切换;至于那种执著于经济增长快与慢、经济政策扩与缩的争议与比较,也没有太大现实意义,因为"稳增长"的要义不在于经济总量的多少,而在于背后的经济结构是否合理。

  "增长替代"的实现或在于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在改革层面,通过改革释放出新空间。如对国企改革打破行业垄断,强化民本经济思想;对事业单位改革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对金融体系改革,回归中介服务定位,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对资本市场改革,兑现"三公"原则,实现要素市场化配置;对财税体制改革,拉动内需增长等。由改革释放的空间将容纳更多资源、要素,促进经济的良好、有序增长,但由于改革难度的存在,以及改革力度的大小,将制约"增长替代"的空间规模与进程。二是商业模式层面,从微笑曲线的底端向两端跃升,实现产业转型。三是产业层面,①满足精神消费、触动思想情感的文化产业有待深挖,中国不能沿着当年西方黑色工业化道路前进,而是需要走绿色道路,以人为生产对象的非物质生产更节能、低碳、环保低成本电影大卖,微电影流行已表明掘金文化产业的关键在于内容与形式的创新。②探寻传统产业如农业与现代产业化嫁接模式,构建与"三农相匹配的新产权制度形式,从而在制度构思与谋划中找到新投资渠道(具体内容请参见后续报告)。

  〖相关链接:信息〗

  【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珠宝消费国】根据国外奢侈品消费模式分析,奢侈品包括城堡、私人游艇、艺术品、珠宝名表、高端名酒、高级服装等,当人均GDP达到3000到4000美元时,消费需求主要集中在珠宝、名表、服装等品类。随着人均GDP进一步提升,消费需求将逐渐提升到艺术品、私人游艇、城堡等品类。中国正处于奢侈品消费的初级阶段,珠宝消费进入高速增长期。据中国珠宝玉石首饰管理中心估计,中国将在202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珠宝消费市场。

  【投资不会大幅放缓】扩大消费需求并不意味着投资大幅放缓。地方政府对于以投资推动经济发展方面经验甚丰,但在扩大消费方面仍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政治周期对经济的影响来看,地方政府在换届年往往存在明显的投资冲动。从经济发展需求来看,中国在投资方面仍有很大的潜力,包括中西部基础设施的开发,城市轨道交通,水利设施,环境保护和民生方面的设施的投资需求依然很大。因此,结构调整并不简单意味着降低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而更重要的是优化投资结构和提高投资效率。

  【南欧应如何摆脱债务危机?】南欧国家走出债务问题的最终途径,在于提高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率。宏观经济学模型表明,如果一国经济增长率低于举债利率,那么该国的债务水平就会不断放大,反之亦然。债务国在眼前实施过度紧缩措施,必然导致经济增速低迷,非但不能减轻、反而会加剧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问题。这意味着,南欧国家要想摆脱债务危机困扰,在短期内实施大规模财政紧缩的做法不可取,应尽快实施财政支出结构的转变,并承诺在较长时间维度内降低财政赤字与政府债务。毕竟,政府债务问题最终只能通过经济增长来解决。

  【美国消费不起"道德苹果"】"苹果目前只能选择在中国生产",因为只有中国才具备苹果成功所需要的一切要素,在短时间内大量生产合格的时尚电子产品,并随时根据市场变化,做出最快反应。如果苹果ipad在奥地利制造,按照当前的利润率,单价绝不会低于1300欧元(约合10790元人民币)。由此类推,劳动力成本和奥地利仿佛的美国本土,一台ipad的价格也会只高不低,这样的"道德苹果"在当前经济不景气背景下,还能复制"三年换代两次、一再制造电子数码产品新时尚"的商业奇迹吗?

  【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罗斯福新政之所以成为神话,与其说是因为它经济上的成功,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成功。再分配式的、保护主义的、政府主导型的政策,虽然在经济上往往不大成功,但政治上却颇受欢迎:往往立竿见影,不但有一个清晰的行动主体,而且其政策往往指向一些集中的、直接的、阶层性或行业性的受益者,这些受益者可以立刻成为这些政策的政治同盟军。相比之下,市场主导的自由经济中,不但行动主体分散,受益者也往往间接、分散、长期,因此政治动力也弱。

  【增值税改革后货运企业税负大增】装卸搬运服务和货物运输服务从3%的营业税税率调整为11%的增值税税率,上调幅度较大。交通运输企业可抵扣进项税额偏少,可抵扣的项目主要为购置运输工具和燃油、修理费所含的进项税。由于运输工具购置成本高、使用年限长(尤其是船舶使用年限可达20年以上),未来几年不可能有大额资产购置,因此实际可抵扣的固定资产所含进项税很少。此外,人力成本、路桥费、房屋租金、保险费等主要成本均不在抵扣范围,也是税负增加的重要原因。

  〖相关链接:报告〗

  〖速度崇拜焦虑〗

  近30多年来,"速度",或前缀于"中国",或后缀于"中国",与中国紧密联系在一起。发展依赖于速度,痴迷于速度。尤其是当全世界都惊讶于这种"中国速度"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在那些羡慕与嫉妒的复杂目光中,为速度寻到了正当的根据。

  也正是这种速度,让我们的发展屡现奇迹。其实,常态的发展并无什么奇迹可言。跨越式的发展,超常规的发展,是奇迹屡现的前因。常识伴随着常规,特色尾随着奇迹。习惯于奇迹的人们,喜欢用"特色"来解释奇迹;创造了奇迹的人们,很容易忽略常识的力道,也很难再满足于常规的速度。

  最近两年,人们逐渐认识到发展速度的另一个侧面。因为这种认识,适当降低发展速度,适时转变发展方式,遂成为决策层的一个政策选择。只有把发展速度降至一定程度,各方紧绷的关联链条才有可能松弛下来,结构的变动才有可操作的空间。但实际上,发展的速度越快、持续的时间越长,前冲的惯性也就越大。

  市场发育,社会发展,都向中国这个飞奔向前的列车发出缓速前进的信号,但是,中国慢不下来,驰骋依然。就像担心动车和地铁的信号系统失灵一样,我们担心中国前行道路上的信号系统也会变得扭曲失效。我们还担心,在经济发展方面,社会、生态以及经济本身的诸多险象,仍旧会被一些人理解成是全速前进的信号。

  30多年的惯性,让始终高速行进的人们产生了速度依赖。希冀用增速发展解决"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但实际情况往往是"存量"减少不多,"增量"累积更快。实际上,经济发展本身,并不能全部处理其所带来的所有后果。甚至可以说,经济发展本身,处理不了其所带来的大部分后果。经济发展产生福利,增速经济发展产生不断增加的福利。但是,让整个社会泽荫于福利之中,让社会成员感受到不断增加着的福利,却是政治的分内之事。

  现时中国,不少握有经济发展大权的政府官员,喜欢干一些大工程。这固然是其政绩之大手笔,也固然是为经济增速添加数字之作,但也更是在公共财政的软约束尚付阙如、硬约束形同虚设条件下养成的行为偏好。这种偏好叠加在一起,足以抵消任何给经济发展"刹车"的努力。

  在经济与政治各自发展的落差中,既有利益汲取手段和获得渠道的固化,让许多人不断膨胀着加速发展的冲动。现行利益结构和福利分配方式中存在的非正当性,使不少从中得益的人对其得益的方式有着非常暗淡的预期。不过,这种预期非但没有使他们停下来、慢下来,反而使他们产生了"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用超高的消耗,驱使经济发展的列车尽可能快地抵达他们期待的终点。他们解决代际公平发展中"存量问题"的方式,就是继续用既有的方式去增加代际发展中的不公平。

  而实际上,正是这种超高消耗的发展,让越来越多的人对后续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产生疑问和焦虑。于是,越是后来的掌控经济发展权力的官员,就越是想在生态还能承受、资源还未耗尽的时候,来完成自己的政绩,成就自己的利益。在一些官员看来,短期利益,虽然在取得方式上的正当性不足,但份额足够多;长期利益,取得方式正当性的预期增加,但份额不确定。这也是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抵抗深化制度性变革的原因之一。因此,生态系统的坍塌、资源的耗竭、利益取得的规范化以及福利分配的正当化,既是一些官员在经济发展上要加速再加速的诱因,也是为什么任何减速的措施,都会使他们焦虑不堪的原因。

  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后发国家普遍存在着焦虑情绪。后发国家在经济起步期间,那种拼资源、拼环境的粗放发展方式,其所取得的不俗经济成就,往往不仅没有使后发国家产生对未来经济发展的自信,反而更加深了其焦虑的程度。由此,在粗放式发展的经济结构以及"后发劣势"的制度环境中,经济越发展,官员就越焦虑;官员越焦虑,就越是要加快经济发展……

  在中国,近代以来"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及其阐释,成为我们加速发展的意识形态支撑。然而,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化,让我们深思:对速度信仰般的崇拜,还要继续吗?

  〖特别报告(三)〗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三)

——教育改革的颠覆性

  向来"互不服气"的美中两国,唯一都对对方赞赏有加的领域,却是教育。比尔·盖茨曾毫不掩饰溢美之词:"中国很多大学质量都很高,很多孩子也非常努力进入大学学习数学和科学,之后进入重要的高尖研究领域。"这显然不是敷衍,微软自是从中国教育出来的员工身上得益匪浅。同样,中国上下无不对美国教育能培养出乔布斯、扎克伯格这样的旷世奇才表示出各种羡慕嫉妒恨。不过,相互"吹捧"大家面子都有光,可一旦自吹自擂起来,就予人笑柄了。本次两会上,北大校长再次重申自己的观点"中国教育多方面都是成功的",也一如既往地遭到广大网友的大肆攻击。民意广泛不认同,本质上是对整个教育体制不满、对教改失望。事实上,"两会"历来把教育作为叙事重点加以阐述,为何教改始终难以找到方向?

  总结主流舆论关于教育的争议,不外乎五大问题:一是确保教育在GDP中的占比达4%。4%是国际通行标准,直至2011年底,中国这个数字从未突破3.5%,而美国1999年即达到7%,连邻国印度2003年也达到了5%。因此,教育投入不足乃是"万恶之源"。二是产业化、市场化与否。支持方认为教育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办学质量与效率、制止乱收费等,也是发展中国家办教育的必经阶段;反对方则坚称产业化有违教育的公益性,以赚钱为目的,使得一些大学品牌被滥用,学校沦为"学店",学生一毕业即失业,既浪费宝贵资源,也加大了社会危机风险。三是受教育机会的社会公平性。本次两会中一大亮点,即异地高考问题终现解决之"曙光",对此教育部仍再三解释说"不会影响京沪本地考生的利益"。由此可见,同城学生尚且无法享受同等的受教育与参加高考的权利,贫富差距、地区差异日益拉大背景下的教育不公即可想而知了。四是教育要民办还是公办?在教育产业化大潮推动下,不少城市将公办名校卖给私人资本。结果公转民学校凭借原有的优质资源人满为患,高额费用更令家长苦不堪言。与此同时,公办学校质量却每况愈下,有些甚至出现招生困难。尽管2006年之后这股风潮有所平息,但关于教育到底要民办还是公办的争论依旧未能平息。五是应试教育与创新土壤的争论,即什么是教育的目的。主流普遍认为应试只是手段,目的是为创新思想提供成长土壤。而当下却是把手段当目的,完全是本末倒置,以致中国创新性人才匮乏,大师难以再现。

  以上五大争论貌似涵盖了当前教育的种种弊端,但这仅是表象,真实状况是,中国教育早已在被劫持与绑架中异化:一是被城市化、土地增值劫持。各地之所以热衷于建设新大学城,看中的就是城市化过程中土地增值的溢价。高校外迁,对地方政府而言实际上享受了级差地租的好处;对高校而言,既可利用新校区扩招、低价拿地扩张,又可在老校区搞高端教育敛财。两者一拍即合,结果就是"现在不是教育家在办学,而是房地产商在办大学"。二是被过度扩张的债务绑架。低价拿到的地,作为向银行的抵押品,既为高校过度扩张提供了弹药,也成为其债台高筑的"罪魁祸首"。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1164所地方所属普通高校有政府性债务2634.98亿元。那些纠结于债务危机的大学校长们,挖空心思盯着偌大的校园要效益。"满脑子都是债务,被人追得跟杨白劳一样,哪有心思办大学?"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高校通过出卖老校区土地偿债,等于大学已然摇身变成了开发商,这才是真正的笑话。三是被全面行政化绑架。一方面是教育市场化愈演愈烈,另一方面又难舍全面行政化。各级学校校长头戴官帽,即是行政化的重要体现。在行政化之风荼毒下,一些学校活力渐失,丑闻频出。抄袭论文者、跑要课题者、买卖学位者、贪污腐败者等等尽皆有之。老师醉心于升官发财,学生耳濡目染、学风败坏,以至于连小学生都已懂得如何想方设法争当学生干部,捞取"政治资本"。教育与行政化本就水火不容,全面行政化事实上已经废了教育的"武功"。四是被传统教育方式劫持,不仅仅是应试教育,还包括对创新性教育模式的排斥。应试教育已成众矢之的,而如何对其进行回摆,却始终囿于传统教育的框架,要么是在现有层面小改小革,要么向传统寻找智慧,孔子学院、《弟子规》、民国老课本风靡一时。

  更可怕的是,被异化了的教育还面临诸多新挑战,主要表现为:高校知识多、创新少。知识是对过去的总结,而创新却是对过去的颠覆。现有高校教育更擅长传授知识,用历史照亮未来,却难以产生社会最孜孜以求的创新。过于注重教育手段,以致人格异化。无论马加爵还是药家鑫,无不是应试教育的宠儿,最终却沦为人格异化的反面典型。强调教育手段,只能教出高分低能、高智商低情商,这显然已无法应对时代的要求。教育围墙内越来越累,围墙外有用性却越来越差。一方面,中国式教育竞争日趋低龄化,甚至下沉至刚出生的婴儿,而围墙内的学校教育让中小学生越睡越晚、"亚历山大",令大学生争相变为"考证族"、"考碗族";另一方面,用人单位却发现可用的人才日益难觅。宝钢某研究所就抱怨,近年来面试者质量每况愈下。互联网颠覆了知识的生产方式与传递方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是前喻时代,即社会进程很慢,知识体系非常稳定,知识是由长辈向晚辈传授的。而信息文明却是典型的后喻时代,很多知识需要长辈向晚辈学习,知识的生产方式与传递方式已完全被颠覆。因此,对教育模式的冲击也是颠覆性的。新知识与新生产力的现场结合,颠覆了传统的产学研结合模式。信息文明、金融文明要求新知识与新生产力能立马嫁接,立刻开花结果,商业模式时刻处于不断版本升级中,而这对于现行教育中脱节的产学研链条而言,基本属于强人所难。

  综上,触及灵魂的教改其实早已迫在眉睫,但有关部门却仍在纠结于教育问题的本真,即到底是不是去产业化。教改基本不成功之后的痛定思痛,有关部门把板子打到了教育产业化身上,但问题是去产业化似乎与世界潮流不符。最好的例证即是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结合,前者以科研成果与人才成就了后者,后者则为前者提供源源不断的科研资金,并结出了思科、雅虎、谷歌等累累硕果。可见,产业化并非问题的关键。

  当下,人们热衷于以盖茨、扎克伯格们辍学为例来论证现行教育无用论,换个角度看,当企业家已从资本型、技术型、资源型转为专家型,教育其实已遭遇釜底抽薪。因此,教育改革必然是颠覆性的,而这种颠覆性将不仅体现在顶层设计层面,还体现在教改的三大方向性变革上。就顶层设计而言,核心在于两个切换,即考试标准与形式的切换以及实现知识与智慧的切换。创新要求非线性思维,而现行培养、考核人才的标准却是线性唯一、固化不变的——只看学习成绩,两者错位是扼杀创新的"罪魁"。若将标准与形式多元化,既有规定动作(保证基本教育质量),又有自选动作(不同领域标准细化),同时佐以不同的考试形式,不同人才将获得不同的上升通道。更为至关重要的则是知识与智慧的切换,即教育不以知识作为终极目标,而在于启迪智慧,即培养创新与洞见而非简单的知识"填鸭",这其实是教育理念的根本性切换。就教改的方向性变革而言,一是开放特色教育,即鼓励各种不限形式、不限学历的人才培养方式,培养内容多元化,如苏州、无锡等地企业已开始效仿日美企业自主招生、自行培养适用性人才。二是顺应互联网颠覆大学的历史潮流。近几年来,网上公开课的普及已使耶鲁、哈佛等世界名校教育变得触手可及,"互联网是未来最好的大学"。因此,网络学习或将成为未来大学的主要学习形式,校园将变身为体验经济的乐土,而教改所要做的,则是顺势而为地为此创造条件。三是与校外新生产力相互嵌入。欧美大学往往连有形的围墙都没有,开放性是其活力之源。对国内高校而言,开放性更体现在与新生产力的彼此嵌入、融合,而非彼此割裂。教育与科技、企业通过彼此嵌入集成为有机体系,互通有无,互相推动螺旋式上升。而这才是教改的真正意义所在。

  〖相关链接:信息〗

  【中国教育的盲点与误区】中国教育发展存在不少误区和盲点,如把所有教育当做一个类型,把所有教育归为公益事业,把所有教育纳入学校管理,却对社会真实的教育需求视而不见,出现入托难、入园难等各种教育问题。而事实上,义务教育、非义务的全日制学历教育,应当属于公益事业,不能以产业模式经营;此外的课外学科培训、技能培训,实质是市场教育服务,具有明显的"产业属性",不能按公益事业进行管理。

  【教育要有二次改革】三十年前,教育需求和整个社会的需求是相一致的,即生存性需求,就教育来讲是扫盲、普九、发展大学。今天的教育需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生存性进化成为人们的发展性消费需求。因此,教育有必要进行二次改革以应对这种历史性的变化。

  【印度金融服务外包迅速发展的成功经验】服务外包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而印度具有大量说英语的专业人才,调查、分析等高端业务员工基本上都具备硕士以上学位。有关外包服务的教育和培训机构也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政府与大学、培训机构建立密切联系,牵头策划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学校教育向职业教育延伸。

  【硅谷的成功基本与政府无关】把硅谷从美国西部不发达地区的农村变成了世界科技创新圣地的过程中,学校、创业者、科研机构和风险投资等都功不可没,但基本没有加州政府什么事儿。如果说加州政府对于硅谷有什么贡献的话,那就是它基本没有干预硅谷的成长,任凭加州充沛的阳光和创业者的智慧和激情来滋养这个地区创新的"蘑菇",IBM、惠普、微软、苹果等一大批优秀的科技公司和它们背后的天才领导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

  【128号公路缘何衰败?】在硅谷之前,美国的高科技中心,是在波士顿地区麻省理工学院附近的128号公路,当时它是美国军事及大企业信息技术的领导者,因而被评为"美国科技高速公路"。那时,人们所知道的硅谷只是一片果园。二战以后,大量的政府资金继续涌入大波士顿地区的科研机构和私营企业,以支持美国在冷战、朝鲜战争和与苏联的太空竞赛。这导致沿128号公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急剧发展。但大量政府项目以及政府资金介入的后果是,这些公司的发展路径都是政府导向的,冷战结束后,他们存在的意义就大为削弱了;此外,为了锁定政府项目,创业者们相互之间也缺乏共享精神,无法形成硅谷这样的创新生态。最后,它的地位被后起的硅谷取而代之。

  【莎士比亚戏剧走进商学院】英国华威商学院正利用其成熟的在线技术,通过与当地另一家非盈利机构合作,帮助中学老师理解莎士比亚戏剧。从旧金山到悉尼的英语文学老师,都将可以通过设在莎士比亚故乡的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教育部门创建的在线网络,学习如何教授莎士比亚的作品,"这让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可以接触到全世界的文学老师。"

  【异地高考或带来新的不公】像北上广等外来人口压力非常大的地方,异地高考实现的困难非常大。改革的难度在于,国家目前不是按照各省市考生数来分配招生指标,这种情况下,若简单放开高考户籍限制,对人口输入地省份户籍子女来说,就会造成新的不公平。

  【什么是真正的自主招生?】最理想的状况是,国家统一组织考试,可以划条分数线,线上的学生由各学校录取。学校根据学科结构、办学特色,自己决定招谁不招谁。现在社会热衷宣扬从低分到高分,见到取了600分的,没有取610分的,就说不公平。报考哈佛、斯坦福等世界名校落榜,也没人告诉你为什么没被录取,你能质问哈佛:"你为什么不录取我,你的教育公平到哪去了?"美国人这样做没事,中国人这样做就腐败了?

  〖相关链接:报告〗

  〖硅谷和以色列成功的秘密〗

  斯坦福大学一系列开明、宽容的政策创造了硅谷神话,而硅谷神话又反过来造就了斯坦福的辉煌;而以色列科技创业的成功,亦与其积极的政府技持、大量的财政投入、宽松的商业制度及良好的教育水平密不可分。

  斯坦福大学的崛起为硅谷微电子工业创造了条件,同时,硅谷的发展也帮助了斯坦福大学,使她得以有今天的成就。斯坦福大学深知,知识与人才只是生产力的潜在要素,要把"潜在"转化为现实"存在",就必须把"创新"转变为"创业"。1930年代,被称为"硅谷之父"的弗雷德里克·特曼成了斯坦福大学的电子工程系主任。他想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就业机会。当时的毕业生都要到美国东部去找工作,为此他必须在西部鼓动起高科技创业。他首先想到的是他的两个学生戴维·帕卡德和威廉·休利特。他向他们两人指出了其研究成果的商业化潜力,鼓励他们创业。为了解决资金的困难,特曼想办法为他们取得了1000美元的赠款,如今享誉全球的惠普公司,就是这样成立的。惠普、苹果、SGI公司、肖克莱半导体实验室仙童公司、Intel、Sun、Cisco、Yahoo、Google……据粗略估计,在过去的50年中,硅谷之中由斯坦福的教师、学生和毕业生创办的公司达1300多家,目前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开办的公司。

  斯坦福专门有办公室帮助想创业的在校学生和在硅谷成功的校友或者和斯坦福有来往的企业家、投资家联系,寻找投资。Google的佩奇和布林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找到第一笔投资的。斯坦福大学鼓励创业的另一个具体措施是对利用职务发明创业的宽容性。思科创始人的发明完全是利用工作便利的职位发明,在很多大学和实验室专利的所有者即雇主严禁使用职务发明来创办个人的公司。斯坦福大学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开明,只要大家坦诚地协商好将来利益的分配,它甚至鼓励它的学生和教授利用职务之便创业,一般斯坦福要的股权少得可怜。而为了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斯坦福大学对创业的政策很宽松:允许教师和研究人员每周有一天到公司兼职;允许他们有1-2年时间离岗创业或兼职,学校保留其职位等等。斯坦福大学很多教授都是双重身份,既是教授,又是企业家。很多科研成果直接在教授的公司就实现产业化,科技成果转化率达到80%以上。

  在以色列,"肆无忌惮"这个词是带褒义的。大学生向教授提问,雇员们挑战他们老板的决定,军士质问自己的长官,文员批评政府要员,这些对于以色列人是司空见惯的。以色列人自小就被这种行为方式熏陶,他们认为自信是一个人的基本要素,沉默寡言或者言不尽意或许反而会使你落后于人。这样的文化显然适合创业公司,因为创业公司需要扁平化,需要每个人都能直截了当地发表自己的意见,通过头脑风暴激发创意。

  以色列政府认为"这里的游戏规则是接受失败,要拿到那枚金蛋你就得尽可能多地孵鸡蛋",政府可以冒两到三年的风险来哺育创业公司。"对以色列来说,最大的损失是那些美好的创意在它们有机会证明自己之前就消失了。"这和保守的欧洲是不同的。现在以色列每年新涌现的创业公司数几乎能追平整个欧洲,而这和以色列政府于1993年推出的"YOZMA计划"不无关系,这是政府为了刺激民营科技公司发展推出的一项措施,其内容为:一个科技公司如果获得国际风险资本注资,以色列政府将提供1:1的配对资金支持企业发展。因而从1990年代中期到2000年,以色列的科技公司出现了一股热潮。创业公司从100家增长到800家,风险投资从5800万美元迅速增长到33亿美元。

  〖特别报告(四)〗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四)

——周边安全与国际影响力

  鉴于周边摩擦火药味渐浓,今年两会上公布的国防预算大幅增长了11.2%,备受外界瞩目。东北亚,中日上演"钓鱼岛命名"之争,朝鲜则向美国投怀送抱,暂停核活动以换取粮食援助,使中朝关系出现微妙变化;东南亚,周边国家积极争夺南海岛礁,与中国时有擦枪走火,美国则不断煽风点火;西南亚,缅甸正在被美国"和平收编",印度则始终以中国为对手,在经济、军事上大力追赶。而中国周边局势之所以陡然恶化,主要原因在于:大通胀时代,资源越发稀缺,由此引发的争夺也越发剧烈;领土纠纷、岛屿归属等诸多历史遗留问题日益严峻;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迅速崛起正在解构原有平衡,各方不得不提前做出预防性反应,或壮大自我以图自保,或彼此结盟以遏制中国。

  进一步来看,周边安全问题的凸显,恰恰折射出新的中美战略对决已经拉开新序幕。中国崛起危及美国的领导地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而美国则高调倡导"太平洋共同体",以维持"美国世纪",与日本当年的"东亚共荣圈"可谓殊途同归。在经济上,美国试图做大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以架空"10+3"和APEC,进而疏离中国;在军事上,将战略重心由欧洲、中东转向亚太,驻军澳大利亚,强化美日韩同盟。而周边国家积极响应,以美国为领头雁的"雁型安全模式"正在成形,这无疑让中国坐卧不安。有鉴于此,中国是坚持和平崛起还是转向军事崛起?是继续韬光养晦还是就此开诚布公?

  其实,新中国自建国以来,就与周边地区冲突不断,从19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到1958年"单打双停"的金门炮战;从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到1969年中苏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再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始终坚持"不回避、不畏惧、不过分"的对抗性军事战略,从而为后30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赢得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中国目前羽翼已丰,且没有武力摩擦的时间太长,于是有国内"鹰派"积极呼吁重走武力对抗的老路。

  但是,当下与当初的时空背景大不相同,中国重归对抗性军事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不复存在。其一,国家间竞争已由过去的封闭性国家对峙,转变为当下全球化体系中的竞争。在全球化程度较低的20世纪中下叶,国家之间相对孤立,彼此缺乏经济联系,武力强弱往往决定生死存亡,军事对峙成为常态;而如今,全球化浪潮势不可挡,国家之间在经济、产业、科技、文化上都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国家竞争中有合作。其二,战争模式已经由大部分的单挑演变为一定程度上的国际联动。从封闭体系转向全球化体系后,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单挑减少,转而彼此结盟、国际联动,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均势,单一国家的军力优势因此而削弱,大国、大军事集团之间的正面冲突大大减少,更多表现为"多对一"的群殴。北约与华约对峙近40年,竟从未正面开战。冷战后西方更加热衷于"以多欺少、以大欺小"式的战争,如两次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战争、阿富汗战争、干预利比亚等。其三,中国与周边地区的政经关系出现巨变。过去,中国与周边地区在经济上少有合作,在政治上或敌或友;而如今,经济上的合作远多于政治上的斗争。周边国家也转向"脚踩两只船",在政治军事上投靠美国获得安全,在经济上又融入中国市场分享利益。可见,过去的冷战思维正成无本之木。

  从地缘政治格局的比较来看,中国无法追随美国的军事进攻型战略。当今世界正朝着美国、欧洲、中国"新世纪三角"的格局演变,各自的周边环境决定了其战略抉择的差异。美国的周边环境最好,东西靠大洋、南北无强敌,本土安全几乎是高枕无忧,并且能够依靠强大的经济与军事实力,充当"世界警察",因而选择了从军事出发的积极进攻型战略。欧洲的周边环境则最差,只能疲于应付。欧洲经济前景不容乐观,国际地位江河日下,并且其外围地区(北非、中东、东欧)要么陷入剧烈动荡,要么处在政经缓冲带。为此,欧洲只得既借助于北约军力抗衡俄罗斯,干涉北非和中东,又积极地整合东欧经济,以维系风雨飘摇的地中海同盟体系。相比而言,中国的周边环境则居于美欧之间,近有三"强"(俄罗斯、印度、日本)一"散"(强悍小国),远有攻击型"一霸"(美国)。在"三强"的制衡下,中国很难军事突围,只能玩大国彼此制衡的游戏;"一散"往往是墙头草,既是牵绊又是可以利用拉拢的对象,"一霸"则在虎视眈眈之余,还时不时横插一杠,大搞间离。如此独特的地缘政治格局,注定了中国周边局势的复杂多变性,安全问题与责任的独特性、独自性,既无法单靠军事手段来解决摩擦,又少不了军事力量的制衡。

  鉴于时代坐标的切换、地缘政治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影响力的深刻变化,中国的外交军事战略也将版本升级。当年小平提出"十六字方针"(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时,正值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分崩离析之际,中国无论从内外哪个角度看,都绝对落后与弱势。如今,中国已经步入国运腾飞的半道上。在此背景下,虽然重回武力对抗是逆世界潮流之举,但一味隐忍与韬光养晦也已不合时宜。据此,福卡曾提出的新时期"十六字"方针,即"和谐外交,强军提速,刚柔相济,步步紧逼"(参见2010年第32期《福卡分析》(战争风云(下)),将逐渐浮出水面:外交上继续打和谐牌,同时加紧提升军事实力,方向不锁定,有事必搞定。

  而从政经关系出发,中国谋求周边安全的本质在于,选择何种崛起路径,释放何种国际影响力(经济还是军事)。政治是经济的集中体现,战争是政治的最高形态,因此,中国若能摆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平衡国际国内的经济影响力释放,加速与周边地区经济融合,则彼此军事冲突的经济成本大大上升,直接冲突的概率反而下降。从经济基础来看,中国在经济规模上超过美国只是时间问题,中美对决其实是在与时间赛跑,以继续争取和平的发展时间;从经济关系来看,中国融合周边经济,具有近水楼台的先天优势,周边国家从地缘上更容易接受中国(而非美国)的经济辐射,中国在周边地区(如东北亚、东南亚、福建沿海县市)大兴经济开发区,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从经济路径看,美国的虚拟金融样本已被证伪,中国在各种现实约束中将走向虚拟服务实体之路,这样的新模式将是中国模式继续崛起的底牌。从经济格局来看,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具备领衔亚洲经济的实力,未来推动东亚经济圈的,将是"中国经济领头雁"而非"美国军事领头雁",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经济版图上也有巨大的升级空间。因此,对于起飞期的中国而言,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经济路径、经济格局,才是国际影响力的固本之源,以及周边稳固的基石。

  〖相关链接:信息〗

  【网友调侃各国的对外政策】美国说:谁骂我,我就打谁;英国说:美国打谁,我就打谁;俄罗斯说:谁打我,我就打谁;中国说:谁打我,我就骂谁。

  【对新中国外交战略演变的回顾】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到20世纪60年代的"两面开弓"、再到70年代的"一条线,一大片",直至80年代"全方位",中国的外交战略大体上十年一变,经历了这四个阶段。

  【美国新军事战略的"新意"】美国的新军事战略的"新意"主要体现在"减"、"移"、"巧"三个字上。在"做减法"上,新军事战略将大幅减少国防预算和部队规模,进一步实现美军的集约化和精致化。在"移"字诀上,将把战略重心由传统的欧洲向亚太地区转移,并把中国设定为最富挑战和最为真切的假想敌,同时调整兵力,使美军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更加科学化、高效化。在"巧"字诀上,运用军事"巧实力"实现"少花钱,办大事",美军未来将更加致力于网络战、弹道导弹防御和核威慑力量的建设,使集约型的威慑力量得到加强。

  【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两手策略"】经过2010年的较量与博弈,中国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降低美国介入南中国海问题的负面影响,这是中国的第一手策略。中国的第二手策略是,继续防止东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抱团,把南中国海问题控制在中国与相关国家的双边范围内。具体来说,既要利用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加强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又强调中国和平解决南中国海问题,致力于地区合作的决心。

  【2011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五大特征】具体表现在:(1)朝韩关系无实质进展,朝鲜半岛局势陷于僵局;(2)海上问题矛盾激化,越南菲律宾大搞"合纵连横";(3)美日同盟关系加强;(4)周边国家对中国的防范意识明显,彼此陷入相互刺激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5)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如自然灾害、救助、反恐等。

  【中国缺乏把经济优势转为战略影响力的能力】中国缺乏拥有一个开放的政治经济所带来的优势和影响力。由于需要追求纯粹的力量和规模,北京将经济足迹转变为政治和外交影响力的能力依然缺乏效率。2010年,中国认识到威逼和恐吓只会制造忧虑和恐慌,而并不必然带来影响力。因此,2011年中国官员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老调重弹中国和平发展以及和谐世界观。

  【中美冲突或致经济崩溃】中美之间的任何军事行动的宣布,都会引发国际股市的螺旋形下跌。苹果、沃尔玛以及其他数以百计的公司在中国大陆、台湾及西太平洋的其他地区都有大量投资。尽管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经常关注股市,但美国大约有一半人口拥有股票,或者直接持有,或者通过共同基金和401K养老金计划持有。由此引起的股市下跌,将使美国人强烈意识到他们的财务状况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联系有多紧密。

  【亚太总裁协会:全球产业转移不均衡】亚太总裁协会全球执行主席表示,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全球产业转移的速度在加快,而这种转移在区域上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今年流入东亚和东南亚的外国直接投资猛增34%;而非洲、南亚、西亚以及转型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却持续下降。

  【"10+3"遭遇挑战】TPP作为一个排他性的多变体系强力介入,撬动了亚洲已有的贸易规则和架构。长期以来,"10+3"是被寄予厚望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途径,也是最为中国青睐的方案。一旦日本加入TPP,在亚洲一体化路径选择中,"10+3"方案必然会被边缘化。

  〖相关链接:报告〗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大模式、风险与对策〗

  近年来,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抄底"多以失败告终,这确实是事实,但这不是"走出去"的错,而是涉及抄底的对象、时机问题。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形式可以总结为十大模式:

  第一,海尔安营扎寨模式。中国企业在海外建立自己的生产基地,直接建立和推广自己的品牌,树立当地企业形象,以便更好更多地销售产品,避免关税壁垒。第二,TCL品牌共享模式。将自己在国际上不知名的品牌和国际上知名的品牌结合,带动国内产品走出去。第三,联想借船出海模式。通过收购海外公司,实现以小博大,以蛇吞象。第四,农村包围城市模式。华为走出一条以技术为导向的国际化道路,先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后大力出击发达国家市场,形成了自己品牌的拳头产品和优势。第五,长虹产品代理模式。国内许多企业产品的出口主要依靠海外的代理。第六,中石油、中海油资源互补模式。这种模式一般是政府主导的国有企业为主,一般投资额较大。第七,中国企业海外上市,借鸡生蛋模式。不仅靠"走出去",借助国外市场带回了新的资金,也带回了更加规范化的经营管理模式。第八,温州星火燎原模式。主要是一些中小企业和家族型企业采用这种模式,有着非常强大的灵活性和活力。第九,海外战略股权并购模式。这种模式是战略投资,不一定参加管理,可以使双方合作关系提升,获得股份增值的空间等。第十,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模式。主要是到海外更大的市场去承揽工程,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企业的成本比较优势。

  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十大风险:

  第一,政治风险。如2007年4月1日,俄罗斯全面禁止外国人在露天市场从事零售贸易的法律正式生效,致使近20万华商受到影响。第二,环境风险。部分国内企业环保意识较为淡漠,容易在所在国家引起环境纠纷。第三,劳工问题。在海外的中国企业中,劳资纠纷问题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第四,技术壁垒、知识产权特别是技术标准的困扰。第五,中国很多企业家缺乏创新的意识。第六,中国企业的品牌与质量意识淡薄,不仅是产品,还包括包装。第七,制度性因素的制约。比如在体制上的制约,包括人事、薪酬、审批的手续、外汇的管理等等。第八,反倾销等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贸易摩擦。第九,没有既符合企业实际又适应东道国政治环境、经济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商业模式。第十,缺乏大量的国际化经营人才,无法适应国际规范的管理机制与运营模式。

  化解海外投资风险的十大对策:

  第一,在各大中心城市设立中国企业走出去咨询中心。第二,提前对投资国进行调查研究,制定详细、严谨的可行性研究报告。第三,吃透国家参与签订的各种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在企业投资发生风险后,积极寻求国家主管部门和相关国际机构的帮助。第四,利用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政策性金融力量,为企业"走出去"增设保障。第五,创新金融政策,鼓励民营企业海外抄底。第六,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积极应对知识产权及反倾销困扰。第七,以市场换市场,戴着洋帽子走出去。第八,善于选拔使用国际化人才,特别是所在国本土人才。第九,抄海外人才底,充分发挥海外华人特别是留学生的作用。第十,增强社会责任意识,积极回报当地社会。

  〖特别报告(五)〗

"两会"的亮点、难点、敏感点

——改革能有怎样的力度

  本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家宝的改革线路图在出现频率近70次的"改革"中浮出水面:深化财税金融体制改革——推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深化价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积极稳妥推进事业单位分类改革——加快推进政府改革——加强廉政建设。"改革全景图"看似令人振奋,但解读之下,诸如"适时适度预调微调"、"改变权力过分集中"、"防止局部问题演变成全局性问题"等论调实则更像是对政改的呐喊和宏调的自我转段。而事实上,宏调早已疲态百出,随着新老两届的彼此介入,"改革力度究竟能有多大"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

  30年前启动于经济崩溃边缘的"上半场"改革特点是以开放为主,旨在通过对外引进、对内放权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然而,当红利消退、问题堆积,留给"下半场"的已不仅仅是发展的难题,甚至是体制和制度带来的危机。"下半场"正进入"既要又要",甚至是"四个都要"的阶段:

  1)继续开放,对外由"引进"到"融入",对内由"国进民退"转为"国民待遇"。中国经济的突飞猛进使过去"不管美企日企,能投资就是好外企"的历史背景已不复存在。随着出口减缓、结构失衡、环境污染等问题的出现,对外开放将逐渐呈现"精挑细选、因地制宜"的特点,如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和中西部地区等;而对内开放则将更注重"一视同仁",即由过去"国企吃肉,民企喝粥"转为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共同发展。

  2)既"破"又"立"。百废待兴的背景下,上半场改革以"破"为主,即打破计划经济的同时市场化改革就已经"立"在其中;而行至半道的市场化之路决定了改革下半场已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既要破除各种改革"雷区"的壁垒,更要注重创新式的"立"。以江苏的"铁饭碗"改革为例,打破"一聘定终身"的勇气固然可佩,但能否建立可行的进退机制则更需"无中生有"的创新智慧。

  3)由"一放了之"转为"行政化变规则化,政策经济变法规经济"。上半场改革以甩包袱、归大堆为主要特征,结果旧疾未去,新病又添。从过去医改、教改的如火如荼到现在的怨声载道,正是"上半场的因,下半场的果"。另外,市场化虽不排斥"调节",但过多的干预却是旧体制的遗留,是市场化的倒退。市场经济的本质是法治经济,行政向规则的转变、政策经济向法规经济的转变将是对上半场改革的纠偏与升级。

  4)国企改革尚未完成,事业单位改革又迫在眉睫。国企的本质对内在于弥补市场缺陷,然而国企改革上半场角色错位,反成挤占市场空间、扰乱市场秩序的"罪魁祸首";但同时,国企作为未来中国竞争于世界的战略载体,其阶段合理性仍存,国企改革只能是在过程中逼近本质。而机构臃肿、效率低下又将事业单位改革推到崖边。原本旨在增进社会福利、提供社会服务如今却反成拖累政府财政、阻碍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累赘,而作为其改革前提的政改或许也将一触即发。

  面对"上半场"沉淀下来的顽疾,一方面,"下半场"改革已刻不容缓。一则,危机的发展速度已远远走在既有规则之前。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新问题、新矛盾此起彼伏,若继续沿用过去"摸石头过河"的方式,即使过了河也早已物是人非。从温州设立专门处理立人集团数10亿债权的"处非办"到法院内部成立专门审理金融案件的金融审判庭,长期作为"追赶者"的政府转型被逼上梁山,即是明证。二则,国进民退所演绎的危机正将改革推向风口浪尖。2011年银行利润同比增长36.3%,中国显然并无西方银行业的金融问题,但却存在行业间的公正性以及中长期的发展问题。银行与民企的矛盾正在激化,原因在于:如今不是银行要不要支持民企,而是民企业也要搞银行——小到"地下钱庄"盛行;大到"虚购"美国银行只为国内"分杯羹"。"冰火两重天"的恩怨一时间难以消解。三则,政治参与机制的变化倒逼改革。互联网的"四个超越"(详细论述参见2012年第6期《政府危机从哪里来——互联网时代的四大超越》)注定了"网络颠覆——政府危机——网络化管理——网络参与"的模式转变,舆情倒逼的作用正迅速成为改革博弈中的重要力量,而政府部门倘若仍继续将着力点集中于如何表面维稳而非将改革向前推进则难免处处受制而事倍功半。相反,有些地方政府的主动转型尝试或将赢得改革先机,如上海政府部门"三公经费"的公开,四川"权力清单"的公布都可谓是破局性的表率。

  另一方面,改革又遭遇前所未有的阻力。随着改革进入深水区,所触动的既得利益格局也越发敏感,改革正面临三大利益集团的阻截:一是垄断的央企。尽管报告中也提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鼓励民间资本"等,但实际中,旨在放开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的"新36条"虽已实施两年,但各个部委制定细则的进度不一,而行动迟缓的几乎都是垄断部门,改革阻力可见一斑。二是审批的部委。对于手握"生杀大权"的部门而言,"审批变市场"的改革革掉的将不仅仅是权力背后那千丝万缕的利益空间,更可能意味着一部分的"番号"也将因存在意义的丧失而消失。因此,位高权重的相关部门将是阻碍改革的又一座堡垒。三是庞大的公务员群体。某学者曾直言,庞大的公务员规模不仅占用大量资源、影响经济建设,而且限制了行政效率的提高。事实上,从财政供养人数与GDP比例来推算,中国若要达到发达国家2.81(人/百万美元)的平均水平则至少需削减将近6成的规模。而就在近日,中纪委官员对公务员队伍每年新增100万人的披露不过数日便被辟谣"不属实",此间让人云里雾里的微妙关系或正是阻力之源。

  综上所述,改革向前的趋势是必然的,但力度是有限的。在难度上,各领域的改革相携而来,改革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来自利益集团的压力、社会问题的重重倒逼将使改革如履薄冰。在高度上,顶层设计模糊——群众早已过河,政府仍在水中徘徊不前;自上而下战略的缺失增添了改革的不确定性。在深度上,国企的"双重身份"使得改革阶段性意义大于终结性,改革"浅尝辄止"的概率将大于"釜底抽薪"。由此可见,本次会议很大程度上只能解决认识的方向、舆论的导向,至于问题本质的解决或将要到下半场后半段,甚至是加时赛。就短期而言,破局性的改革或将出现在两大改革领域:一是审批性改革。随着政府职能转型的推进,所谓"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很大程度上就是减少审批环节、降低行政交易成本、将本应由市场决定的审批过程放还市场,类似此前对IPO"不审直批"的改革方式或将成为未来趋势;二是社会类的探索性改革。即公共产品领域,诸如医改、教改、事业单位改革等更多具有操作性和试点性的改革或有可能下放给地方去做。

  〖相关链接:信息〗

  【台媒:大陆未来政改态度仍待观察】早在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已将政府职能转变与改革列为重点。其时正值奥运前夕,政府原本预计在奥运结束、声势正旺时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不料同年遇上金融海啸,政府不得不将重心转移至经济,这也使本欲改革的沉痾更加严重。在非常时刻想扶持经济,权力就必须下放地方,而地方独揽太多权力则更易加速腐败;腐败带来的更多利益使既得利益者对改革的阻碍越大,让温家宝政府的改革路越走越难。

  【工作报告,措辞有别】本次报告中,改革力度修饰词所涉及领域可谓"泾渭分明",类似"积极稳妥"(6次)、"深化"(24次)、"有序推进"(2次)等"中性词"大多出现于改革敏感领域,而"大力XX"虽也被提及27次,却无一涉及"雷区"。

  【制止官满为患,亟待《编制法》】现在有些地方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给买官卖官留下无尽空间。一些乡镇好几百个干部,小汽车停了好几排,一些地方政府秘书长有十几个,每个秘书长都要给房子,配汽车,这些支出最终都是老百姓买单。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如果600万大学毕业生都去考公务员,这将是历史的倒退。

  【报告触及政改核心】值得注意的是:"必须从制度上改变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的状况"这句话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从去年的"十二五"规划建议草案,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段话几乎分毫不差。两次的出现等于向外界宣布,在触及"权力过分集中而又得不到制约"这一政改核心问题上,中共中央已经取得明确共识,并且给出了改革方向,那就是"从制度上解决"。

  【维稳仍是首要任务】面对国内逐渐升高的社会冲突,政府将采取"软"、"硬"两手策略,各项保民生、促经济发展的措施是"软";扩大维稳规模及支出是"硬"的方面。人大会议上提出的2012年财政报告显示,维护公共安全的"维稳开支",预算达到人民币7017亿元,维稳预算高于国防开支已不是第一次。

  【中国历史供养情况】中国历史上依靠士绅阶层稳固政权统治,政府的管理人员很少,官民比例很低。在西汉时期是1/794,东汉是1/7464,唐代1/2927,元代1/2613。宋代大体介于唐明之间,明代1/2299,清代1/911,建国初1/600。虽然以前官民比例可能是小口径的"官"概念。但即使假设一个"官"后面还有10个衙役等编外人员,吃皇粮的人占比也偏低。

  【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从1993年提出事业单位改革以来,可以说走了十几年的弯路。改革说到底就是甩包袱,把事业单位推向市场。但事业单位丢掉了"公"字,就丧失了公共性。教育、卫生、科技都走了这样一条弯路,教训是深刻而沉痛的。现在倡导分类改革,其实还是一个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问题:哪些可以走向市场,哪些不能走向市场。事业单位的公共服务不是唯一的属性,最重要的是事业单位还要维护国家的管理职能。

  【金融庭,司法建议"大户"】司法建议是法院审判职能的延伸,金融庭则是司法建议的"大户"。今年2月8日,支付宝关闭其信用卡充值通道。而其背后的故事是:去年4月,上海浦东法院金融庭法官陆燕在审理一起利用支付宝充值透支信用卡85万元的纠纷后,向银行及相关监管部门发出"关于防范利用支付宝充值功能恶意透支信用卡的司法建议"。

  〖相关链接:报告〗

  〖宽容对待失败的企业家〗

  一年前的陈平,还十分令人羡慕。从与哥哥陈显宝共同创立物流公司"宅急送",到率领团队全身而退,组建"星辰急便",至获得阿里巴巴战略入股,并与鑫飞鸿完成合并。陈平身上闪耀着令创业者目眩的光芒。直到他"人间蒸发"之前,他还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而他近日一则"公司解散了……"的短信,则充满了成王败寇的辛酸。

  陈平不是第一个在资金链断裂难题面前选择"跑路"的民营企业家。刚刚过去的2011年,老板跑路已经成为热点名词:温州立人集团老板跑路又被刑拘,团宝网任春雷走了又回来,安溪许火从迂回跑到境外。或许在这些老板出逃的背后,总也逃不开资金链断裂、盲目扩张、管理不善等类似的错误和问题。每个企业遇到的问题各有不同,却也应该看到,这些企业所面对的一个重要背景正在于民营企业集体生存环境堪忧。

  可是,人们不禁要问,企业创业之初,这些问题不就可以预见吗?为什么一度豪情万丈、勇敢无畏的企业家们在挫折面前总是选择逃避?没有了担当?目前中国民营企业总数已达750多万家,占全国法人企业总数的70%以上,非公经济占全社会就业人口的10%-20%,占用全社会资源30%-40%,缴税占比50%-60%,提供60%-70%的社会产品和服务,解决80%-90%的新增就业。事实上,破产在企业经营中司空见惯,而正是市场容量大,市场经济又过于年轻,业态创新层出不穷,法律法规不健全等因素使得创业失败的概率也更大。人们一方面给成功者以鲜花和闪光灯,一方面又给失败者奚落和臭鸡蛋。

  基于目前的现状,本届两会,不少代表委员也是聚焦非公经济,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建言献策。乐友孕婴童CEO胡超希望政府加强物流等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加快互联网领域垄断性行业改革,建立诚信企业的公示体系,为中小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成都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有治希望"两会"能够更多地关注民营企业,适当减轻民营企业税赋负担,在税收、信贷、保险等方面给予更多扶持,以便增强中小型民营企业的生存能力,并对民营企业自主创新实施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向自主创新之路,让民营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畅通无阻"。

  中国崛起的梦想取决于企业细胞,企业的未来取决于企业家精神,勇敢是企业家精神的基石,而社会的宽容是培育勇敢精神的必需品。频繁的老板跑路,正是民意汹汹的结果,催生出企业经营者的唇亡齿寒。在创业中遭遇打击的陈平,运气尚好,据说宅急送已经向其伸出援手,不过,并非每个企业家都有一位陈显宝式的兄弟。如果一旦企业遇到问题,企业家就选择"跑路",那么这种市场培养出来的企业家,就不可能是英雄,而只是懦夫。由此企业就会失去原有的生命价值和经济效能,从而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人们有理由相信,星辰急便决不会是最后一个倒掉的公司。企业家也应该相信,不犯错误的企业是无法成功的,只有犯错误的企业才能接受教训,继往开来。

  宽容对待"失败"的企业家不仅是以人为本的体现,更有助于培养一个自由的、充满活力的商业环境,唯独这样的商业环境才有可能诞生伟大的企业家。理想的商业环境,应该释放出一种自由、和平与宽容的气息,而不是一种紧张、固执而排他的成王败寇的功利思想。诚然,人们在心中总是默默祈祷出现完美的商业领袖,他们具备精英所具备的一切素质,却又从不犯错,而事实上,没有允许犯错的舆论环境,美国就不可能产生乔布斯式的完美主义企业家精神。

相关阅读
他们在说
相关图文
埃德蒙德·菲尔普斯走进成都
意见反馈 回到顶部

* 您对毕友网的意见和反馈:

提交反馈   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