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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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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经济非常需要创新,不创新不能找到新的经济成长点,不创新就只能做其他经济体的低附加值环节,而创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很好地培育创新者与创新能力,但是我们的教育体制却是以最大的限度建立一种对于创新与突破的抑制机制,那么我们的创新成就会从何而来呢?

  ——我们的经济需要更多的中小企业来活跃与推动,但是我们的管理体制却是显著地倾向于大企业和对大资本友好。现在作为大企业,你拿到的企业用地可能是零地价的,你可能得到最优惠的税收政策,得到最多的政策补贴,得到最多的信贷额度,在这样的情况下,小企业怎么能脱颖而出呢?

  ——我们需要更多在市场机制主导下的自主经济成长,但是我们在强有力的财政手段的支撑下,经济生活的那么多地方由经济政策做了安排。因为包括土地、金融、甚至人力资源诸要素受制于如此强的政策安排,市场主导的产业规则变得疲弱了,生意界已经情不自禁地把发展的机会与政策刺激密切地链接在了一起。

  ——一个城市的发展,按说不只有产业,还要有更多的服务与文化,但是在政策主导城市资源的情况下,城市越来越会成为资本活动的中心,成为产业的集聚地,而一个经济发展中的城市的市民则要经历边缘化的考验,城市的发展通常伴随着让一个城市普通市民日益不能承受其生活成本的飞升。

  ——我们强调现代服务业的重要,但中国服务业概念股主要在境外市场上市,说明我们在资源给予里面对于服务业是低看一眼的。我们要知道服务业不只是就业最重要的新领域,也是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关键条件,而我们如果用了陈旧的钢筋水泥思维去做政策,那是推动不了服务业的。而且我们讲服务业,在生意的层面上讲有投入有产出的现世报,但在社会发展意义上,服务业的投入更多会体现在对于民众总体收益面上,不是用政府的财税收入简单可以衡量的。政府服务要有风险与整体收益意识,不要简单等同于政府主导的生意。

  ——我们的产业发展越来越具体化了,我们真正需要的产业人才有两类,要么是有健全的基础修养的,未来具备理解产业需要的能力,属于可造之才;要么是有直接的产业技能的,眼下就能用,尤其是专业技术人才。我们大学倒好,这两类都大大弱化,只培养用直接的产业名称作为忽悠既没基础修养又没专业技能的人才,我们这样的大学应该还让这样办下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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