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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岁杨绛:永远的精神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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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17日,钱钟书的夫人、著名作家杨绛先生迎来104岁生日(虚岁105岁)。此前,2015年5月3日,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党委书记陈旭到家中看望了百岁老学长杨绛先生。

  年近105岁的杨绛先生身体健朗,思维清晰,风趣幽默,精神矍铄,仍然爱清净。每天仍坚持锻炼、练字和写作。在新任校长邱勇做自我介绍以后,杨绛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都是清华的。杨绛对邱勇、陈旭说,你们都是年轻人,都很有本事,相信你们一定能把清华大学办得更好,为我们国家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让我们再一次回忆她曾经在作品中的金玉良言和精彩片段。这里面,有爱也有痛,有温暖也有悲怆,是一位智慧老人对人生的感悟和思索。

——纪念杨绛先生105岁寿辰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百岁问答:何为好教育?何为好婚姻?

  问:您从小进的启明、振华,长大后上的清华、牛津,都是好学校,也听说您父母家训就是:如果有钱,应该让孩子受好的教育。杨先生,您认为怎样的教育才算“好的教育”?

  杨绛:教育是管教,受教育是被动的,孩子在父母身边最开心,爱怎么淘气就怎么淘气,一般总是父母的主张,说“这孩子该上学了”。孩子第一天上学,穿了新衣新鞋,拿了新书包,欣欣喜喜地“上学了!”但是上学回来,多半就不想再去受管教,除非老师哄得好。

  我体会,“好的教育”首先是启发人的学习兴趣,学习的自觉性,培养人的上进心,引导人们好学,和不断完善自己。要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让他们潜移默化。这方面榜样的作用很重要,言传不如身教。

  我自己就是受父母师长的影响,由淘气转向好学的。爸爸说话入情入理,出口成章,《申报》评论一篇接一篇,浩气冲天,掷地有声。我佩服又好奇,请教秘诀,爸爸说:“哪有什么秘诀?多读书,读好书罢了。”妈妈操劳一家大小衣食住用,得空总要翻翻古典文学,现代小说,读得津津有味。我学他们的样,找父亲藏书来读,果然有趣,从此好读书,读好书入迷。

  我在启明还是小孩,虽未受洗入教,受到天主教姆姆的爱心感染,小小年纪便懂得“爱自己,也要爱别人”,就像一首颂歌中唱的“我要爱人,莫负人家信任深;我要爱人,因为有人关心。”

  我进振华,已渐长大。振华女校创始人状元夫人王谢长达太老师毁家办学,王季玉校长继承母志,为办好学校“嫁给振华”贡献一生的事迹,使我深受感动。她们都是我心中的楷模。

  爸爸从不训示我们如何做,我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古训的真正意义的。他在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任上,因为坚持审理交通部总长许世英受贿案,宁可被官官相护的北洋政府罢官。他当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时,有位军阀到上海,当地士绅联名登报欢迎,爸爸的名字也被他的属下列入欢迎者的名单,爸爸不肯欢迎那位军阀,说“名与器不可假人”,立即在报上登启事声明自己没有欢迎。上海沦陷时期,爸爸路遇当了汉奸的熟人,视而不见,于是有人谣传杨某瞎了眼了。

  我们对女儿钱瑗,也从不训示。她见我和钟书嗜读,也猴儿学人,照模照样拿本书来读,居然渐渐入道。她学外文,有个很难的单词,翻了三部词典也未查着,跑来问爸爸,钟书不告诉,让她自己继续查,查到第五部辞典果然找着。

  我对现代教育知道的不多。从报上读到过美术家韩美林作了一幅画,送给两三岁的小朋友,小孩子高高兴兴地回去了,又很快把画拿来要韩美林签名,问他签名干什么,小孩说:“您签了名,这画才值钱!”可惜呀,这么小的孩子已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价值观的教育难道不应引起注意吗?

  问:您是在开明家庭和教育中长大的“新女性”,和钱钟书先生结婚后,进门却需对公婆行叩拜礼,学习做“媳妇”,连老圃先生都心疼自己花这么多心血培养的宝贝女儿,在钱家做“不花钱的老妈子”。杨先生,这个转换的动力来自哪里?您可有什么良言贡献给备受困扰的现代婚姻?

  杨绛:我由宽裕的娘家嫁到寒素的钱家做“媳妇”,从旧俗,行旧礼,一点没有“下嫁”的感觉。叩拜不过跪一下,礼节而已,和鞠躬没多大分别。如果男女双方计较这类细节,那么,趁早打听清楚彼此的家庭状况,不合适不要结婚。

  抗战时期在上海,生活艰难,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自己。我了解钱钟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力、创造力而牺牲自己。这种爱不是盲目的,是理解,理解愈深,感情愈好。相互理解,才有自觉的相互支持。

  我与钱钟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钟书说他“没有大的志气,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这点和我志趣相同。

  我成名比钱钟书早,我写的几个剧本被搬上舞台后,他在文化圈里被人介绍为“杨绛的丈夫”。但我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我赖以成名的几出喜剧,能够和《围城》比吗?所以,他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我不仅赞成,还很高兴。我要他减少教课钟点,致力写作,为节省开销,我辞掉女佣,做“灶下婢”是心甘情愿的。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刺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使我很自豪。

  钱钟书知我爱面子,大家闺秀第一次挎个菜篮子出门有点难为情,特陪我同去小菜场。两人有说有笑买了菜,也见识到社会一角的众生百相。他怕我太劳累,自己关上卫生间的门悄悄洗衣服,当然洗得一塌糊涂,统统得重洗,他的体己让我感动。

  诗人辛笛说钱钟书有“誉妻癖”,钟书的确欣赏我,不论是生活操劳或是翻译写作,对我的鼓励很大,也是爱情的基础。同样,我对钱钟书的作品也很关心、熟悉,1989年黄蜀芹要把他的《围城》搬上银幕,来我家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我觉得应表达《围城》的主要内涵,立即写了两句话给她,那就是: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

  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意思是“围城”的含义,不仅指方鸿渐的婚姻,更泛指人性中某些可悲的因素,就是对自己处境的不满。钱钟书很赞同我的概括和解析,觉得这个关键词“实获我心”。

  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和鼓励,两情相悦。我以为,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能做知心的朋友,也该是能做得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问:杨先生,您觉得什么是您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能让人不被摧毁、反而越来越好的品质?您觉得您身上的那种无怨无悔、向上之气来自哪里?

  杨绛:我觉得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没有经过艰难困苦,不知道人生的道路多么坎坷。有了亲身经验,才能变得聪明能干。

  我的“向上之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总之,有信念,就像老百姓说的:有念想。

  抗战时期国难当头,生活困苦,我觉得是暂时的,坚信抗战必胜,中华民族不会灭亡,上海终将回到中国人手中。我写喜剧,以笑声来作倔强的抗议。

  我们身陷上海孤岛,心向抗战前线、大后方。当时凡是爱国的知识分子,都抱成团。如我们夫妇,陈西禾,傅雷,宋淇等,经常在生活书店或傅雷家相会,谈论国际国内战争形势和前景。我们同自愿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作家、文化人泾渭分明,不相往来。

  有一天,我和钱钟书得到通知,去开一个不记得的什么会。到会后,邻座不远的陈西禾非常紧张地跑来说:“到会的都得签名。”钟书说:“不签,就是不签!”我说:“签名得我们一笔一划写,我们不签,看他们怎么办。”我们三人约齐了一同出门,把手插在大衣口袋里扬长而去,谁也没把我们怎么样。

  到“文化大革命”,支撑我驱散恐惧,度过忧患痛苦的,仍是对文化的信仰,使我得以面对焚书坑儒悲剧的不时发生,忍受抄家、批斗、羞辱、剃阴阳头……种种对精神和身体的折磨。我绝对不相信,我们传承几千年的宝贵文化会被暴力全部摧毁于一旦,我们这个曾创造如此灿烂文化的优秀民族,会泯灭人性,就此沉沦。

  我从自己卑微屈辱的“牛鬼”境遇出发,对外小心观察,细细体味,一句小声的问候,一个善意的“鬼脸”,同情的眼神,宽松的管教,委婉的措辞,含蓄的批语,都是信号。我惊喜地发现:人性并未泯灭,乌云镶着金边。许多革命群众,甚至管教人员,虽然随着指挥棒也对我们这些“牛鬼蛇神”挥拳怒吼,实际不过是一群披着狼皮的羊。我于是更加确信,灾难性的“文革”时间再长,也必以失败告终,这个被颠倒了的世界定会重新颠倒过来。

  问:杨先生,您一生是一个自由思想者。可是,在您生命中如此被看重的“自由”,与“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却始终是一物两面,从做钱家媳妇的诸事含忍,到国难中的忍生活之苦,以及在名利面前深自敛抑、“穿隐身衣”,“甘当一个零”。这与一个世纪以来更广为人知、影响深广的“追求自由,张扬个性”的“自由”相比,好像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

  杨绛:这个问题,很耐人寻思。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你骂我,我一笑置之。你打我,我决不还手。若你拿了刀子要杀我,我会说:“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要为我当杀人犯呢?我哪里碍了你的道儿呢?”所以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这样,我就可以追求自由,张扬个性。所以我说,含忍和自由是辨证的统一。含忍是为了自由,要求自由得要学会含忍。

  问: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那一段话,已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一个生命的参照坐标,不过也只说到“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期颐之境,几人能登临?如今您有登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吗?能谈谈您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吗?

  杨绛:我也不知道自己如今身在境界第几重。年轻时曾和费孝通讨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不懂,有一天忽然明白了,时间跑,地球在转,即使同样的地点也没有一天是完全相同的。现在我也这样,感觉每一天都是新的,每天看叶子的变化,听鸟的啼鸣,都不一样,new experince and new feeling in everyday。

  树上的叶子,叶叶不同。花开花落,草木枯荣,日日不同。我坐下细细寻思,我每天的生活,也没有一天完全相同,总有出人意外的事发生。我每天从床上起来,就想“今天不知又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即使没有大的意外,我也能从日常的生活中得到新体会。八段锦早课,感受舒筋活络的愉悦;翻阅报刊看电视,得到新见闻;体会练字抄诗的些微进步,旧书重读的心得,特别是对思想的修炼。要求自己待人更宽容些,对人更了解些,相处更和洽些,这方面总有新体会。因此,我的每一天都是特殊的,都有新鲜感受和感觉。

  我今年一百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

  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过好每一天,准备回家。

图文采编自[灼见][清华大学新闻网][文汇报]

责任编辑/青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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