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友导读】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这就是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的著作《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其探讨的是个人与社会在20世纪的中国受到哪些因素的左右。“仁者，人也”，儒家思想影响了多少人的心理结构，中国人缺乏自我自主意识，也是其中一斑，全书视野开阔，令人心服。

中国人的“身”

　　与西方人或是拉丁人不同，中国人把个人看作是一个“身”，也就是一个身体，对于中国人来说，身体比心灵或是灵魂都更加重要，所以中国人特别注重养身。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对个人的描述也充满了这样的概念，例如，描述自我，便可称为“自身”、“本身”，讲一个人的所有，叫“身家”，讲一个人的来历，叫做“出身”，讲一个人改变了命运，是“翻身”，讲一个人的感觉，叫“体会”，“身体力行”，对一个人的攻击，叫做“人身攻击”，等等。古代中国士人也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对一个人的描述，完全是身体性的，一个中国人，就是一个“body”，而他的心灵与灵魂，就不那么重要了。而对中国人来说生活最大的主题，就是保存这个身，就是“明哲保身”。

中国人的心

　　中国人也有心理活动，但是中国人的心不是用在自己身上的，而是用于关照他人。上一辈的中国人总会教导年轻人“先人后己”，“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中国人讲与“心”有关的词，总与他人有关，如“关心”、“伤心”、“寒心”、“操心”等。中国人讲究人与人之间的“合和”性，认为只有自己先关心了他人，他人才会关心自己，于是在不太熟悉的人相见的时候，先要将自己的“心”作用于他人身体之上，然后别人才会将他的“心”交给你，作用于你的“身”之上，双方“交心”之后，于是都“安心”，这样就变成了自己人。

中国人的人性设定

　　对中国人的人性的设定，为作对比，特引入西方人与拉丁人的人性。

　　西方人的人性是以获得圆满的“灵魂”为中心的，“灵魂”这个东西是超自然的，是超越物质与精神，乃至是超越今生今世的。

　　西方人把肉体和精神看作是一个整体，认为肉体就是一部机器，许多时候，他们只是粗茶淡饭，把肉体填饱了去实现自己的精神需要和“灵魂”需要。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西方人义无返顾地去挑战自我，游海峡的，坐热气球环球旅行的，到中国农村来支教的。很多是出于“灵魂”的完善，觉得自己这样做是“灵魂”的驱使，有时候在这种问题上的有意无知和有意迷信，往往会让人觉得更加快乐。

　　总之西方人对待肉体是最粗略的，对待精神要好一些，而最重要的，个人都是统一于“灵魂”的。社交中不太在意他人的看法。

　　再说拉丁人，拉丁人的人性设定中，重点是“精神”，“精神”包括其激情、感情和精神认知。所以拉丁人对于生活的热爱通常以“欢歌、美酒、佳人”的方式来表达，这是他们追求激情的具体表现，而在社会生活中，拉丁人也非常重视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他们的政府当中的反对派也是最多的，政府经常倒阁。

　　在社交中，拉丁人把宗教中讲到的“灵魂”作为自己“精神”认同的参考，而对于世俗的评论他们一方面要顾及，而另一方面也非常顾及自己的精神追求。

　　中国人就不一样，中国人生活的中心是“肉体”，凡事皆以照应肉体为主，要求“吃饱穿暖”，注重饮食文化，讲究安身静养。在社交中，对于世俗的在意是最多的，对于精神的关心则很少，对于“灵魂”更是闻所未闻，中国不存在超越现世的宗教，一切都是要求现世就有报偿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女儿与男友交往受到父亲的反对的话，西方人的做法一般就是拉开架势与父亲对着干，大吵大闹到离家私奔，都是很有可能的。而拉丁人的做法则是阳奉阴违，表面上会跟父亲说我们不来往了，下来还是偷偷摸摸地自己按自己的意思干；而中国人则会非常在意地，真的断绝与男友的来往。

二人结构

　　所以，中国人从来不是一个人，而是通过一个基本的“二人结构”来完成社会结构的。 一个人把自己的“心”，关照到另一个人的“身”上，而另一个人也同样这样回报，双方都在对方的关怀之下达到了“安身”的目的，而同时，双方因为“交心”，也同时“安心”了。所以一般来说中国人之间的互相问候就是“你身体可好？”或是“你别来无恙？”讲的都是对对方身体的关心，而另一方则回答：“你有心！”“谢谢你的关心！”这一问一答，正是对中国二人结构的最好描述。中国人最常见的二人结构，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五常”，即“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儒家说：“仁者，人也”，就是这个意思，“仁”这个字拆开就是“二人”，也就是说，一个成功的为人，就要讲究“二人”的相对性。所以中国人都讲究“相对”，两个人当中的另一方称为“对方”，相适合的事情称之为“对”，否则就是“不对”，有什么错误就是“对不起”。中国人的这种相对性的“二人结构”，是检验一个中国人成功与否的标志，中国人在社交场合喜欢问：“你工作在哪里？”“你结婚没有？”“你生孩子没有？”都是在确认对方是否已经具备了君臣、夫妻、父子这样的二人关系。特别地，在中国，一个人哪怕已经三十几岁，只要是没有结婚，就会被当作不成熟的个体，被当作没有长大的半成人来对待，而结了婚又没有小孩的，则又会被有小孩的当作未成熟的个体来对待。相对的，在中国没有具备“二人关系”的个人，都被认为是一种可怜、失败、不能自理的状态，大凡是描述“一人”的词，多是贬意的，如：“孤独”、“孤单”、“寡人”、“孤立”、“形单影只”等。

中国人的“吃”文化与“口腔化”倾向

　　中国人对“身”的关“心”，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吃”，吃饭，是对身体最直接最简易的关心。所以中国人为了表达自己对他人的好感，必先要请客吃饭，客人吃过之后，便是领了情，双方一交心，就成了自己人。“吃”，为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拓展创造了一个契机。而西方人往往不管这些，吃便吃了，情还是不领的，并且西方人不愿意接受他人的好意，害怕对方利用卖人情从而达到对自己的控制。

　　中国人于是发展出一套与“吃”有关的，用于描述人际关系的语言。没有交往的人，是“生”人，不能“吃”；相互有交情的人，是“熟”人，可以彼此依赖；在人群里是不是好过，称之为“吃得开”或是“吃不开”；对于看不惯的人，叫做“不吃他那一套”；对于不好相处的人，称之为“孤寒”、“冷淡”，都有艰涩难“吃”之意。

圈子

　　中国人通过不断重复的二人关系，联结出一个又一个“圈子”，在“圈子”内部，人们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关系，个人要在某一个圈子里面成为中心，则必须压抑自我，“多吃亏”，关心他人无微不致，往往这样做了的人，会被大家认为是圈子里的“仁义”之人，获得尊重。在这样的文法规则之下，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权谋之术。

　　在圈子内部，既然大家都已经“交心”，于是便可以在圈子里面“安身”，也可以通过关心他人来使自己“安心”。所以中国人多不习惯西方的环境，因为西方没有中国这样的圈子，中国人到了美国，大多数是先来到唐人街之类的地方，进入中国人的圈子以求“安身”，中国人在国外的事情，也是致力于安身下来，而不是更广阔地接触社会，开放自己，发展自己的心灵与灵魂，国内的中国人，终身致力之事，也是车子房子妻子孩子之事，“安身”而已，至于海外华侨，只做两件事，一是如何在海外安身，二是通过“关心祖国建设”之类的事务来使自己“安心”而已。

　　所以中国人的圈子的文法规则与二人结构是一致的。

“腔门化”与“他制他律”

　　中国人深谙对于与他人相处之道，然而对于自己的一个人的世界，就不那么在行了。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人最早懂得对自己的控制，就是对于自己排泄的控制，西方小孩很小就被要求形成自己的排泄习惯，这便是对自己的控制，而中国的孩子基于父母的“关心”，小的时候要“司尿”，父母通过吹口哨等方式来控制小孩的排泄。最早的对自己的身体器官的控制都在二人结构中失去了，更不论其它。

　　稍大，西方的小孩常说的话就是“我已经不是小孩了。”而中国的父母却常说：“你还是小孩，不能如何如何。”西方对小孩叫“培养”，中国对小孩叫“管教”，这些都是迥异的。再往大了，中国人就对自己无法控制，例如随地吐痰、乱丢垃圾、不自觉地挖鼻孔、无法控制地抖动手或是脚，在公共场所突然做出李小龙一般的动作等。

　　中国人的“腔门化”倾向是严重的，然而在有“二人结构”存在的环境下，中国人却可以显示出让人感动的大度有礼貌。例如，圈子内的人可以相互欠钱，并且在对方相归还的时候大手一挥说：“算了”；或是自己无意间提及需要什么东西，再次相见的时候，对方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抑或是对方宁肯自己不去玩乐，也要陪自己去买必须的东西等。然而这样的礼貌往往与中国人在圈子之外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坐公交车时，彼此之间不认识的中国人，相互推搡，似乎要把别人挤下车方才甘心，而如果突然遇到一个熟人，则又会将熟人让到前面，还会替对方买票。中国人就是通过“二人结构”中的另一方来约束自己的，直接地说，就是“做给别人看的”。可见，中国人的“真诚”与“面子”背后，是荒芜的个性和“他制他律”的人格。

对待外人和外面世界的态度

　　所以，中国人对待圈子之外的人乃至中国文化之外的人时的态度就是矛盾的。一方面，对于“生人”，中国人采取的是区别对待，因为只能通过打压外人，才能显示对圈子内的人的不一般的关心，所以中国到处充满了内部图书馆、内部规定，对于陌生人的冷漠和对于熟人的热情；另一方面，对于中国人想要接近的，特别是有一些特别地位的陌生人，中国人又显得特别谦卑，处处压低自己，给别人以优待，给这样的陌生人以特殊的待遇。例如许多到中国来留学的外国学生，中国人都准备了单独的留学生公寓，让他们住带空调的房间，并且不充许中国人进入，以示优待，殊不知外国学生并不习惯这样的集体管束，反复与校方发生矛盾，并且在国外，对待留学生，往往只是让他们和本国学生住在一起。

　　所以有留学生嘲笑说，以前西方人在中国挂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 的牌子，而中国人历尽千辛万苦终于赶走了洋人，现在却又把洋人请回来，还是不让华人入内，真是可怜。最近，中国铁路为方便几个日本人乘飞机而临时停车的特殊对待，也是中国人对外人谦卑的发作。

　　所以对待外面的世界，中国人有一种一厢情愿的想象，觉得他既然是圈外的人，想要获得我圈内的资源，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来求我；或是对待想要接近的人，觉得我既然已经对他好了，他就理所当然地来报答我，也对我好。然而这种中国人的文法规则，却很多时候不起作用。许多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这种关心并不领情，他们与中国人谈生意，对于中国人不谈正事却先要请客吃饭并不理解。即使在中国国内，这样的情况也时时发生，许多青年追求女友，觉得我已对她好了，为什么她还不报答我，于是转而变为愤怒和报复等。

　　中国人对待圈外人的冷漠，是有圈子内的二人结构为其撑腰的结果；中国人对圈外人的优待，又是利用二人结构期望获得对方的回应。很多时候，外国人会觉得中国人非常低贱，并且在外国人面前有意地整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行为更让外国人不屑。同时，中国人却像是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一厢情愿地去想像和等待别人来关心自己，不懂得经营，也不懂得浪漫，当外人不领情的时候，就认为别人“不吃自己这一套”，觉得此人“孤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中国人对自己“二人结构”的文法规则的依赖，就是中国人个性的压缩。

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

　　中国人的“二人结构”的社会，的确给人以人情味十足的感觉，但这样的感觉有时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二人结构”的统治下，中国人都无法建立起真正的自我，必须要依赖他人，才能定义自己。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要发财致富，他一定要说一是为了“光宗耀祖”，一是为了“荫泽子孙”，就是不说是为了自己。因为这样说不符合二人结构，会被指为“自私”、“孤傲”。在香港曾经采访一位女明星，会不会容忍婚前性行为，结果她说：我不会这样做，一来我要让父母放心，二来我要给年轻的未成年人一样好的榜样。她就是不愿意说，这种事情不符合我的原则！

　　所以很多时候，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压缩自己的存在，一方面，相对父母，自己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常有三十多岁的女儿还向父亲撒娇；另一方面，相对于下一代人，自己又必须与他们相对，成为他们的父母，所以，小小年纪就要有向下一代人“交心”的责任感，于是自己又显示出老年化的倾向。

　　所以中国人在来到陌生的环境，面对陌生人的时候，要么就是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手足无措，诚惶诚恐，要么就像一个老头子一样故作深沉，远离他人。中国人不懂得如何通过合适的方式去展示自己，不懂得如何用浪漫、幽默、从容的态度与融入。这种儿童化与老年化的并存，却恰恰挤压掉了中国人的青春时代，中国人于是没有反叛，没有与主流社会和前辈对抗的年龄段。要么是儿童，要么是老年，独独没有青春。

　　这种失去自我，不懂得自我经营的事情在中国人的婚恋问题中特别突出。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人热衷于为他人介绍结婚对像，当人们发现一个人没有结婚，“形单影只”的时候，总是生出一种可怜感，认为他是“孤独”的和不能自理的，于是一定要帮他介绍一个人结束他的单身状态。而中国人也习惯于让他人来安排自己的生活和定义自己的存在，既然排泄都可以通过他人来定义，那么结婚亦然，“腔门化”再度发作。而很多中国人对于如何组织去追求异性，往往不知所措，不懂得如何组织，不懂得如何愉悦对方，而往往是把对方吓坏，如此产生很多畸形的恋情乃至悲剧。

　　青春的一代往往对社会充满反叛，而这种反叛往往是社会前进的动力，中国人却没有这种反叛，所以社会的进步总是非常迟缓。纵观二战后的世界青年成长史，你会发现中国的青年反叛史要比西方的青年落后十年，西方在六十年代有所谓“垮掉的一代”，而中国的六十年代却是由上至下的“文化大革命”，及至八十年代，西方的青年才走入社会主流，而中国才有了一些反叛的表现。

铲平主义

　　中国人对于自己在群体中的利益有一个预想，即我能得到什么，当自己得不到时，也不要他人得到，如果他人要在群体中出头，则必定要去阻挠，要实现群体的平均性。当一个人太出色时，群体中的他人就以为你拥有特权所以区别对待，不再把你当作圈子内的人。而一个人如果有任何区别于他人的行为，人家就会认为你“自外于国人”，打压你而把你当作外人对待。所以中国人做事情总是不敢以自己的原则为准，往往要看他人的表现行事。例如许多女孩子到了夏天想穿裙子，却总是不敢第一个穿，宁愿在家里面换好裙子，画好妆，自己欣赏一番又把裙子放起来，也要等到他人都穿起裙子来以后才敢穿出去见人。中国人照相也有这样的习惯，往往带着漂亮衣服，临到照相时才换上，照完又换下来。就是因为中国人不敢表现自己，害怕被他人“铲平”使然。

　　及至今日，中国仍然有“仇富”的情结，有“共同富裕”的情结，还是“铲平主义”的残留。不能承认自己的局限，不能承认他人的长处，害怕的是自己无法与他人再结成可以“相对”的“二人结构”，无法使自己“安身”，这也是中国人的“儿童化”使然。

养与教的文化

　　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及至整个国家时，就变成了一种“教”与“养”的文化，中国的社会理想就是使“普天之下皆有所养”，问题是，普天之下都被“养”，那么是谁来“养”“普天之下”的呢？当然就是政府。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社会”就变成了一对“二人结构”，在中国，天下被称之为“家天下”，政府官员被称之为“父母官”，对官员的评价是“爱民如子”。政府负责对社会进行“教”化，好的政府，往往是使社会上众人都有所“养”的政府，一旦众人皆有所养，并且政府采取一些克制的态度，“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社会便认为政府是向自己交了心，遂向政府“交心”，来表明自己的“忠诚”，不会“作乱”，这样又使政府“安心”。另一方面，政府要对社会进行教育，这也跟家长“管教”孩子一样，不是由孩子去自主“发展”，而是规定固定的模式让孩子去走，中国家长最担心孩子“动”，因为“动”和“乱”相联系，所以，中国社会的最终目的就是防止社会的“动”与“乱”，而这固然要通过“教”与“养”来实现。

中国社会的静态目标

　　综上，可以知道中国社会的运行目标与世界上其它民族的社会的运行目标有很大的不同，一般来说，其它社会一般有一个动态的运行目标，例如日本，讲究的是太阳神的子民，要行其“国运”，所以造成了日本国民的国家紧张感，日本历来在追逐世界强国的脚步，害怕被其它国家所超越，再比如英国，强调其国家的运行目标就是要在全球的范围内称霸，成为“日不落”帝国。

　　而反观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然而整个社会形态的变化是很小的，无非一乱一治，当出现政府与社会相互所不能“养”的矛盾时，社会就趋于“乱”，而当政府和社会相互“交心”，相互能够“安身”和“安心”的时候，社会就呈现“大治”的局面。当有外于整个中国社会的侵略发生的时候，例如日本侵华，才能调动整个中国人的趋同性，形成对外一致的局面，而事实上，中国内部的大大小小的圈子仍在发挥作用，熟悉中国的外国人会说，其实不只是有一个中国，在中国的内部还有许多个中国。例如甲午海战后，广州的南洋水师就去找日本人谈判，要求归还其战舰，理由是战争是北洋水师和日本人打的，与他们无关。再比如说辛亥革命后，全国各地纷纷宣布独立。

　　但另一方面，中国人的圈子之间也是缺乏完全的独立性的，这与中国人的儿童化的相互依赖有关，总要通过他人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的年代，也没有哪一个军阀建“国”，而是非要相互剿灭，这也是中国人缺乏独立性和相互间的“铲平主义”倾向在作怪。

　　所以，五千年的中国社会，归结为一个目标，那就是：镇止民心，使之少知寡欲而不乱。

　　不乱，则不能动，不动，则社会不进步，所以，中国社会的目标是静态的，而这样的静态是由于中国人的人性设定和社会深层结构造成的。当年毛泽东为了打破中国这种千年静态，自上而下地发动了由下级来反对上级，由社会来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真正的“文化”大革命，毛希望通过这样的社会活动，来打破中国的二人结构，觉醒中国人的个人意识，拉伸政府、社会的二元结构，通过串联的方式来打破狭碍的“圈子”。但中国文化深层次结构的复杂性远超越了包括毛在内的所有人的预计，最终“文化大革命”导向了中国社会的人性危机，最后只好通过华国锋等人 “拨乱反正”的方式，回归到中国传统的文化深层结构上面来。

　　未来的中国，能否打破静态，走入新局，一要看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变革，最主要的，要看新的一代年轻人如何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