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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持警惕!

评论

(学者 杨恒均 作家 )

   推荐语:

   邓聿文的《中国必须赢》据说最早的名字叫《中国不能输》,但把“中国”和“输”放在书名里出版社感觉不太妥当,于是就改成了《中国必须赢》。但我一看到这本书,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中国不能输”这个名字,可见这个名字更具有吸引力、更震撼。没有人和国家是必须赢的,虽然中国过去三十年在经济等诸多领域跑在了世界前头,但任何一个国家不必、不用也不能一直保持“赢”的姿态。可是,“不能赢”不是一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更重要的是“不能输”。

   中国输不得也输不起。这样一个大国,好不容易达到了今天的地位,取得了今日之成就,如果我们自满,以为一切都理所当然,失去了警惕性,恐怕失去发展的精神和动力,甚至一夜之间回到原点,也不是什么不可想象的。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中国崩溃论”在国际上猖獗已久,并不是空穴来风。由于历史文化与制度体制等问题,西方一些国家一旦在经济等某些领域“输”掉一局,往往无损大局,过段时间又会东山再起,可中国不同,历史教训清楚无误地摆在那里:一旦输掉一局,往往全盘皆输。

   从这个意义上说,越是在我们发展顺利的时候,越是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越是在我们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越是要给自己挑毛病,要有“鸡蛋里挑骨头”的精神。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党内领导干部要利用好“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有力武器,他亲自坐镇河北省委常委的会议,听常委们互相批评与自我批评。其实,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也需要“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一方面要听得进批评,另外一方面,要对自己时刻保持挑毛病、批评的态度。这就是聿文的文字的意义所在。

   聿文的文章和书中提到很多中国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每一个都不轻松,也不简单。就我看来,最大的症结还在于是否能够进一步解放思想,深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重建我们的价值理念。一个有如中国这样庞大的国家以及13亿人口,光靠经济发展是不可能长期处于“不败之地”的,必须有凝聚我们的价值理念,有共同追求的“中国梦”。

 

 

中国,保持警惕!

文/邓聿文

   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有30余年。在历史的长河中,30年只是一个瞬间,但放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已经不短。如果从甲午海战和洋务运动开启的向西方学习开始,中国的现代化不过百多年的时间。而这30余年改革开放,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广度、深度与跨度而言,不仅在百多年的现代化中,即便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也算得上是“未有之变局”。

   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十二五”中有这样一段话,“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我们要增强机遇意识和忧患意识,科学把握发展规律,主动适应环境变化,有效化解各种矛盾,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确,越是在唱赞歌的时候,越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我们必须常怀忧患之心、危机意识,居安思危看待中国的发展,谋划未来。

30余年改革的经验与教训

   事实上,中国的改革就是在危机中肇始的。1978年12月,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标志,中国开启了长达30余年的改革。改革前的30年,中国社会的发展是不正常的,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打乱了国家发展的正常秩序和步伐,造成了社会生活的全面混乱和紧张,经济长期停滞不前,国家也处于极度的孤立,人心惶惶、社会思变,说中国已处在全面的危机中,恐不为过。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敢地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将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拨乱反正,使国家重新走向正常的发展道路。

   改革至今,无论是在经济、政治、文化、思想方面,还是在意识形态、社会生活等方面,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两个不同的时代。对于中国改革取得的成绩,特别是经济成就,可以概括出很多因素,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放权——将原先由国家牢牢控制的发展和致富权利向个人、企业和社会开放。

   中国的改革是从放权让利开始的。这种放权让利在两方面同时进行: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放权让利;另一方面是国家向个人、企业和社会的放权让利。

   改革前,中国是一个政治主导一切的总体性社会,民间的活力被不正常的思想和政治运动压制,个人致富的欲望被一种神圣的理论剥夺,所以改革首先表现为思想解放的过程,也就是从原来压制人性的旧思想、旧观念和旧的权利与利益结构中解脱出来,恢复人的基本尊严,回归正常生活。思想的解放必然要求国家对过去种种束缚人的权利和利益的体制和政策进行松绑,承认人的私利的正当性,保护合法的财产和人的基本权益。它的表现形式和基本内容就是放权,即国家从过去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和对私人事务的干预中退出,让个人去主管属于私人领域的事情。

   由于放权让利,过去那种被意识形态和计划机制压制的谋取利益的冲动被释放了出来,社会和个体获得了更大更多的自主权,以及较多的独立自由空间,从而使得被禁锢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造就了中国经济的大发展大繁荣。

   此后,市场经济的实行更要求冲破旧的人格依附关系,使个人在社会中日益独立和分化出来,并在获得经济自由和经济权利的基础上,进一步要求获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通过对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的参与,更好地保障个体的自由和人权。这就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发展得以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可称之为“经济自由化之路”。

   但是,这条经验并没有很好地坚持下来。政府不恰当的、过度的干预和管制,无疑会破坏市场的公平和公正。所以,如果说,30余年改革和发展,我们有什么失误和教训值得铭记的话,那就是改革在价值观上偏离了公正的取向,从而在实际的进程中,产生了以官商结合为代表的各种分利联盟即利益集团,使得改革和社会的发展有可能滑向“权贵资本主义”的泥潭。

中国面临的挑战

   “中国崩溃论”最早出现在“苏东剧变”后的20世纪9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章家敦是最得力的鼓吹者。他在《中国即将崩溃》一书中断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中国的经济正在衰退,并开始崩溃,时间会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前,而不是之后!”2010年上半年,一帮华尔街的对冲基金经理和经济学家们,接过章家敦的衣钵,也加入了唱衰中国的行列,其中,有着所谓“末日博士”称号的麦嘉华放言,“中国经济可能在9-12个月内崩溃。”

   尽管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并未实现,给世人留下笑柄,但并不表明他们谈论的问题毫无意义。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只是出于偏见或吸引眼球,开错了药方。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两会上答记者问时就提出警告:“若出现通货膨胀,加之收入分配不均和腐败等问题,将引发重大的社会动荡,影响国家政治团结。”

   中国的改革和社会转型,就其人口之庞大、内部关系之复杂、背负历史包袱之沉重而言,可能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而带给中国的压力和挑战也非一般。

   从政治层面看,改革和转型带来了公共参与压力增加、公共政策效能不高、行政性政府权力优势过于明显,以及政治公正与政治效率的拉锯急剧扩大等挑战;从经济层面看,改革和转型使得小农经济向现代商品经济转变的压力增大,市场体系建设压力也大,市场化、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等挑战;从文化层面看,改革和转型带来了文化整合力渐弱,文化冲突加剧的现象;从社会层面看,改革和转型带来了利益的重组和旧有社会关系平衡被打破,使得政府与公民、个人与集体、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面临再调整。这种种“破”与“立”的冲突会因为中国的法治水平较低,制度化程度不高,而持续相当长的时间,由此造成局部甚至全局的失衡乃至混乱,都不是不可能的。

   据有关研究,未来10年,中国潜在增长率将从前30年的10%逐步降低到8%以下。但另一方面,利益的生成以及权利意识的提升,特别是以人的自由、理性和权利为代表的现代价值观在人们的心里已种下,使得民众对种种侵犯个人权益和福祉的行为的容忍度大大降低,这无疑给政府的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人们关注的各种问题得不到实质性改善,特别是弱势群体无望改变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极可能铤而走险,诉诸于激进手段,那么,中国社会就会积累越来越大的矛盾和风险,陷入失序化和暴力化的危险,从而中断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并不是想象和预言,而是正在露出苗头。

民主自由缔造民富国强

   在民富与国强的关系上,一直以来,我们都强调“国”在“民”之先,先国家、集体,后个人。这在某个时期或某种特殊的历史场景下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长时间把它作为国家发展的根本指导思想,就会扼杀人的积极性,并且有违“国强”的目的。因为“国强”诚然有利于“民富”,但并不必然等于“民富”。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障“民富”政策目标的实现?从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及目前我们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来看,唯有做到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才能缔造和保障民富国强。

   民富或者民生虽然首先表现为一个经济问题、发展问题,但是经济离不开政治,它与国家的政治和体制是紧密相连的。换言之,经济自由化在中国当前的环境下必须要受到政治民主化的保护,不对社会经济中一系列导致发展不平等的制度和体制进行改革,不去限制政府权力支配社会财富的规模和渠道,并建立起更加自由公平的市场和社会环境,就不可能充分释放公民创造财富的潜力和激情,经济自由就会被政府权力所扼杀。

   在当前中国,政治民主不仅仅是实现民富的需要,它还有多方面的意义和价值。首先,从政府自身改革来说,没有民主就不能真正约束政府的权力。要限制政府权力,必须引进外部力量,依靠社会推动政府去改革。其次,从社会转型来看,历史证明,当社会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整合导致社会基础发生改变后,唯有民主才能为容纳和协调各种社会差异和以正义的方式调解价值冲突提供基础和制度途径,从而保持社会的有序运转。

   第三,从解决当前最迫切的特殊利益集团胁迫行政政策这一问题来看,也需要推进政治民主。在垄断国企和政府之间,官员热衷于通过行政规制干预经济事务;在民间商人与政府之间,商人醉心于与官员编织裙带关系,获得特许便利。这已经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而演变成一个政治问题,而且越来越表现为政治问题。就特殊利益集团在中国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能力和能量之大来说,不实行政府改革,不对政府官员与商人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规范,更进一步,不对个体政治权利进行有效保障,要抑制政商结盟则很难。事实上,一个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其政治逻辑就是以法治国。

   在中国的具体国情下,政治改革和民主化包含以下一些内容:在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前提下,积极推进党内民主,改进党的执政方式;扩大代表的直选范围和层级,强化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实行政务公开,建立预算民主;发展民间组织,扩大工会的独立性,推进公民社会的建设;建立真正的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制度,杜绝官员腐败;开放舆论监督,允许民众有自由批评政府的权利;司法相对独立等。这些改革对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非常重要。

节选自《中国必须赢》

中国商业出版社2012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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